>>> 2006年第7期
逃离底层
作者：刘 宏
泰英最初的表现确定了他和胜文一家的关系，而惠玉也是在这个事件中开始认识泰英，这个大腿上插着一把刀，一拐一扭移动到她的家里来的大男孩，忍着痛，要求她弟弟出来。泰英使整个家庭变得紧张，他的情况无论如何是对惠玉有震撼力的，惠玉去了弟弟的藏身之处，掀起盖板，告诉他：“你应当出来面对。”
最初的表现还反映了泰英的处事方式。事情结束后，泰英躺在医院里，不肯应警察要求指控惹事的胜文。他有自己的理由：胜文已经亲手把刀拔出来，这个事件显然已经给了胜文足够的教训，何况胜文也不是刻意针对他。事情结束以后，胜文的父亲将泰英带回家，接纳他成为家庭成员。于是惠玉做了泰英的姐姐。
惠玉对泰英的感情在那个时候大约已经开始了，对他的信任也是。没过几年，泰英带她去餐厅里吃饭，庆贺她的生日，送给她玫瑰花和戒指。惠玉说戒指是送给女朋友的，还没有等泰英表白，一场打斗将他卷入进去。夜深入散以后，惠玉找到受伤流血躺在地上的泰英。她把他带到一个小旅馆里，恰恰遇到查夜警察，她说自己是泰英的女友。爱情的表白这样郑重开始又草率结束了。
惠玉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态和他站在一起，她站在父亲面前，宣布自己怀孕了而不是请求和泰英在一起。他们开始的时候多少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泰英在小团体中混日子不是一种安稳生活，而惠玉毕业了，在学校里教书。他们的身份差异巨大。
泰英很早就开始了他的下流人生，但他也有讲义气和耿直的品性，毕竟做流氓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社会对于下层团伙一些行为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泰英街头生涯的经历，慢慢变成经营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小流氓。泰英推着被人袭击后下肢瘫痪的前任老大尚必走在街上，回忆从前的时光，泰英解释了为什么他拒绝了那些愿意栽培他的老大，却跟随了这个对他不假辞色的老大，是因为尚必念过大学，和他自己不一样。这是泰英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不按照情感原则处理的事件之一，而他发展壮大得相当顺利的事业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泰英变成了商人，结束了很长时间以来的拮据状态，不仅能给惠玉和孩子们提供优裕的物质生活，还赢得了尊敬。这是现代商业社会对他的部分回馈，因为他学习、认同这些规则，迅速转换了身份，并在其中如鱼得水。虽然手段并不见得正当，贿赂、威胁、场上场下的竞争，始终都有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例如，在惠玉第三次怀孕的时候，有人来袭击泰英，她也连带被踢伤流产。
作为一个母性色彩强烈的形象，惠玉在泰英的人生转换中将个人的独立性和夫妻关系中的角色调配得恰到好处。她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无私给予，无论是以姐姐的身份关心照顾泰英，还是作为泰英的妻子全力支持他。也许正是前一个角色填补了泰英成长过程中因为和母亲对立所造成的情感缺失，从而开启了他与女性的一种新的关系，它建立在亲情基础之上，足够可靠。惠玉的支持不计成本，但并不疯狂，她承受因为借了钱不能按期归还之后同事的蔑视，肯去跪求他人撤消对泰英的控诉，并不在意泰英因此而爆发的怒气。她的支持是自觉的包容，似乎不需要以自己的克制来化解那些后果所带来的不快。惠玉在这样一些时刻混淆了母性的宽宏和妻子的柔顺，五条件的顺从并泰然处之，构成了她对待所有事件的态度。
惠玉并非不会表达反对意见，而且一旦认定便呈现出不可更改的决心。知道父亲不会赞同她和泰英的婚事，她回来请求同意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完全没有给父亲留下进行反对的余地。结婚多年，泰英偶然和欢场女子有染，惠玉从半夜的电话里意外得知，立即离家出走，过了很久才被锲而不舍的泰英找回来。她以一种坚定的态度不声不响地反对泰英的行为，影响泰英的转变。
惠玉有一个教师的职业身份，这保证了她的独立地位，也保证了她的稳定生活。一个泰英从前的同学，拥有和惠玉同样的社会位置，是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这位医生在偶然遇见马上要成为父亲的泰英时，立刻就想起他的流氓生涯，将他的生活命名为“下流人生”。此时，他实际上说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共识：街头打斗的生活即使结束了很久，但过去的经历仍然将被人或多或少看轻。那时候泰英的奋斗还没有展开，正懵懵懂懂地运作拍电影。这是他完全不懂的行当，仅仅凭着认识几个会拍电影的人，以及一个至关重要的投资人。在投资人退出之后，所有的后果都需要泰英和惠玉来承担，这也是泰英在身份转换过程中准备不足而付出的代价。
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波折，惠玉和泰英的感情还是很好，真挚的感情是他们超越不同的阶层和生活背景而能够在一起的唯一原因，帮助他们度过了种种困难。这是两个专心相爱的人。感情叙述在故事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始终和泰英动荡的人生进展交织在一起，为故事确立了相当感人的基调。
泰英一直在努力向上，在应对社会变迁中本能地改变自己，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努力鼓吹民主的岳父和激进的妹夫对他的影响似乎不大，他所受到的影响几乎完全来自那个岳父和妹夫所热望改变的社会，在对社会的适应过程中从一个底层的人变成既得利益者。泰英对社会的不满完全不同于岳父和妹夫，他的不满更具体地指向人和事物，而不是社会和体制。对于影响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争斗，泰英几乎毫无感觉，只有一次他在某个工程招标过程中为反对招标方支持竞争对手的低报价从而间接支持了美国人时，应用了一点民族主义的理由，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那仍然是出自商人争利本能的一种策略。
泰英的下流人生看不出有成功的必然。他做对了一些事情，并不是出于他对社会状况的洞察和把握，他的行为更多是出于随机，而机缘巧合使他得以获得回报。
做小流氓的泰英和后来做了成功商人的泰英，得意的时候，总能够和社会现实比较合拍，无论是学生时代的打斗功夫，还是在商场中找到独特位置，他都有一些对付现实情形的手段。泰英所获得的优裕生活并不是岳父和妹夫呼吁的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而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这种改善的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生活平均水平的提升，使泰英对岳父和妹夫所呼吁的社会改革无动于衷。然而，骤富的生活也因此没有保障。他们后来经历了危机，而且是重复了以前的街头肉搏方式，甚至还要波及到惠玉。
泰英不是一个特殊的人。从小叛逆，没有从学校里找到出路，只好从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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