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长夏是把玩旧书的时候（外一篇）

作者：潘小松

　　瓜田豆棚小溪林荫都不再是邻近之所，长夏可以消消暑的，想来也就是把玩旧书了。天凉的时候，外面有许多东西诱惑着你，你于是不耐烦去整理那些积月淘来的旧书，任凭它们在书房的墙角躺着。远处的旧书市场因为天气炎热你实在懒得搭车去了，这个时候开着空调读读旧书是比较写意的事情。书哪怕是枯燥的、旧时出版的《英汉化学新字典》，你也会把颜惠庆替徐善祥写的序读得津津有味。你从此知道原来在1944年"in海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印行过这样一本工具书。你还发现自己居然淘到过两本，一本米黄色封面，一本黑色封面。于是想到假如用一个夏天把历年淘来的旧字典都前言后记地翻一遍，会不会产生写一部近代双语词典史的念头。且慢，你转又一想，连字典词典辞典都没有细分出来如何能够定书名。字典倒有现成的源头可溯，可词典呢?该用“双语词典”的说法还是“双语辞典”?看来问题并没有那样简单。然而，你终究是开始做了，在这无尽的夏日。或者，你索性不要动任何写书的念头，从从容容地享受一下随便翻翻的乐趣，让术业都见鬼去。这种时候也容易思接千里地与《死魂灵》里的乞乞可夫见上一面，或者去八道湾体会一下周作人叫苦的茶。人其实有喜欢书的天性，藏书的癖好却是受了某种蛊惑的。三九天手冻得都要掉了还去淘书，很难用为了书的增值去理解的。淘书是一种快乐，哪怕是拿起别人最看不上眼的便宜书，比如俄文版的高尔基文集零册。一旦有收藏的意识就不一样了，收藏与性情有时发生龃龉。因为收藏容易把原来浑然天成的乐趣理性化了。所以我们常发现收藏的人患得患失，寝食难安。
　　我的书柜里存有两册外观朴素而大方的布面硬皮书，那是何其芳先生读过的《诲涅诗集》，是许多年前在中国书店买到的。更早的时候我读过何其芳和巴金先生的来往书信，知道有时候巴老也托何先生替他到中国书店买书，并且详细到购买德文版的海涅诗集。我不知道手里这两本书是不是他们往来书信的结果，因为只在第二卷的扉页上看到“何其芳读，1973年北京”的字样，那是很秀气的钢笔字，像何先生的名字一样。这套海涅是1955年柏林(西)版的，跟我后来从萨尔茨堡背回来的6卷本海涅出版年份差不多，但给我的感觉是后者的富丽堂皇装饰金粉气太重，远不如前者可爱。这是我最近把玩书籍后“回归自然”的一种感觉。其实我们爱书，大可不必以古董家的眼光来看待书的。
　　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在藏书成为风气后，大家似乎忘了，原本的喜欢书是浑然天成的，并没有过多考虑版本的因素。大作家里巴金是喜欢藏书的，但我好像没有读到过他以文献家的方式写的关于旧书的文章。我只记得塞纳河畔他徜徉书摊的身影，这身影一定也铭刻在他带回的许多外文珍贵书籍里。我之所以不用“珍本书籍”，是因为感觉最近爱书的人都沾了点古董气，大抵不从喜欢书这个角度谈书，而是从收藏的方面来议论旧书。慢慢的，原本很引人入胜的文学家故事成了藏书的人自己的买书故事。我自己前些日子的文字也露出这种苗头。手里拿一本“文学研究会丛书”、郑振铎翻译的加尔洵著《灰色马》，先入眼的竟然是版权页上的印花税票。这是写东西受到“藏”的影响的明证。我们忘了是因为喜欢文学而喜欢上书籍的，并不是因为喜欢集藏而喜欢读书的。我在另一篇“幡然悔悟”的文字里很怀恋了一下从前凭阅读的兴趣恣意淘英文世界名著的岁月。当时只是钟情于那些响亮的书的名字和人的名字，并不在乎它们的版本怎样的。5块钱买一本有鲁迅印章的《小约翰》，并没有想它日后可以值500块的。那个快乐的淘书日子，不再有了。现在玩旧书，连“人弃我取”也难了。报纸电视让举国的百姓都认为老东西是好东西。假如你经常买旧书，这样的话一定熟悉：“民国的厂淘书本来是寂寞而孤独的爱好，现在居然如前些年集邮一样热闹，看样子我得换一种爱书方式了。
　　
　　还语言一片纯净的天空
　　
　　在郑述谱先生写的《词典·词汇·术语》(黑龙江人民版2005年1月)里我读到《格利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议论英语的文字：“我们的语言极不完善……每天的改善远不能抵消它每天受到的践踏。”他老先生认为英语不如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那样精炼。我倒是从上文的翻译看出白话中文也“缺乏锤炼”。1764年，五家出版商建议约翰逊编写词典以净化英语。结果是约翰逊日后成为英语词典的代名词。我是因为对搜集老字典词典有兴趣才阅读词典研究方面的文字的，并不想担起净化语言的重责。只是，阅读过程中实在经常被“缺乏锤炼”的语言败了兴致，才明白净化语言“匹夫有责”。“每天的改善远不能抵消它每天受到的践踏”，无论怎样读都不很“中文”，很别扭。这大概是翻译面临的尴尬了。译者很照顾原作者的文字路数，但没考虑到他的译文是给中文读者阅读的。关于翻译的不可为，译佛经的鸠摩罗什有一段话很“煞风景”：他说译文就如一个人吃完后吐出来的东西。把美妙无比的梵文经典翻译过来给人看，就像拿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哺人”。话虽恶心，但是实情。人们往往容易感觉说实话的人所言“不中听”，却常常不在意语言的不纯净给人带来的不堪。
　　再举一个阅读的例子吧：我是因为手里有一部广学会印行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一部山西大学堂在上海印行的《天文图说》(都是百年老书)才萌发了阅读李提摩太的生平事迹的。左盼右盼，盼到一本李的回忆录中文本。译者们的辛劳我十分理解，但我实在不相信李提摩太周围的人会写这样行文的祝寿信给慈禧皇太后：“夫人：依据上天的旨意，您，尊贵的皇太后陛下，在史无前例、内外交困的危机关头，承担起整个国家的分量……”前几天我跟朋友说最近“不看外国书”，其实就是阅读心态处于两难的境地(周汝昌先生若读到此一定会说我们中文不这样说话)：翻译的书籍看了觉得语言上不过瘾，读原文又影响中文写作的文气：“道不同不相为谋”。结果是干脆找中文书来看，又借以消夏。
　　这——看就觉出周汝昌先生文字的美宋。于是遍找他的著作来看，倒不仅仅为了他的“红学”。昨天晚上看的是《文采风流曹雪芹》(书海出版社2004年3月)。周先生的文字娓娓道来，我倒没对故事产生兴趣，却对梁归智教授的序很是关注：梁教授说周先生主张把红学放到“新国学”的地位上来考量是对的。“红学”产生一百年来正是中国经历西风狂吹的时候，欧化深入至日常语言和文学欣赏的角角落落……周先生自己也是经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年轻时读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结果发现欧美的文化并没有那样美丽而符合理想，于是“回归”。很多学生跟他说读近年学子乃至学者写的论文，感觉缺少文字的美感。他老先生认为这是科技文明的“副产品”。他说“数字生存”如果以中华文化为代价，那太不值了。我这里并不想讨论文化的宏大理论，只是告诉读者近来之所以找纯粹的中文书籍来读，是为了净化自己的语言，这种迫切有如净化心灵的渴望。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拿起中文的书籍阅读都像读周先生的《天·地·人·我》那样舒服，人人的语言有一片纯净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