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从重用马谡看诸葛亮的圈子意识
作者：黄朴民
这种用人上的圈子意识，不仅普通人摆脱不了，连睿智杰出的政治家也无法摈弃，光武帝刘秀在处理功臣问题上是那样的英明宽容，在历史上博得了“允冠百王”的美誉，然而对马援的纤微过失却穷诘痛责，不假颜色，就反映出其性格上忌刻冷酷的另一面。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但马援系隗嚣部属，而非南阳首义功臣，君臣关系不够深、不够铁恐怕是缘故之一。唐太宗天纵英武，胸襟博大，玄武门之变后连死对头建成、元吉的部属、亲信都敢起用，像魏征、王圭、韦挺、薛万彻等人就是由此而在贞观朝崭露头角，成为一代名臣良将的。但是说到底这些人毕竟不能与秦王府的老班底人物(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样为唐太宗所信任、所器重，其受太宗礼遇厚重优渥固然是事实，但权职相对有限同样属实情。遇到册立太子，任命宰相等根本大事，唐太宗愿意与之商量的人，主要还是长孙无忌这样的肺腑之亲，而不是魏征这些闲杂人等，这就是圈内圈外的区别，也是疏不问亲的道理。
明白了这层道理，再来看诸葛亮高度信任马谩，甚至将他擢拔为第一次北伐中原、兵出祁山战略进攻行动中的前敌总指挥，这中间的缘故便可以顺利解答了。
刘备蜀地立国，其麾下军政官吏队伍的构成基本上来自于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遂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团体特征。这首先是涿州起兵到寄寓荆州之前的核心圈子，他们是刘备微时便跟随其征战南北、漂泊四方的老兄弟，与刘备有过命的交情，人数虽不是很多，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蜀汉政权内部处于位高权重的地位，且深受刘备的信任，所谓元戎宿将，恩宠最厚。其代表人物有关羽、张飞、赵云、简雍、麇竺等等。
其次，是刘备寄寓荆州刘表期间，所延揽、笼络、收买的荆襄人物。荆州统治者刘表在汉末是士人领袖，被天下士人奉为清流“八俊”之一。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对内兴起儒学，表彰文化，招贤纳能，安抚流亡；对外则以守疆安土为战略方针，想方设法远离中原诸侯厮杀角逐的战火，汲汲于自保。这样，便使得荆州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成为一方相对安宁的土地，收容了不少因躲避中原战乱而流离颠沛的士人。曹操南下荆州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如王粲等)归附了曹操，另有一部分则在此前后，跟随丁刘备，这中间的最著名人物便是诸葛亮、庞统等。他们在刘备集团内部虽无涿州首义功臣的根基与声望，但是人多势众，且有诸葛亮这样的角色充任领袖，在蜀汉整个政权结构中无疑属于中坚力量，后来居上，前途未可限量。
蜀汉政权人员构成的第三部分，是刘备进入两川，反客为主，取刘璋为自代，奄有整个巴蜀之地后，所接纳的刘璋部分旧属与益州当地豪强、士人。他们中间有的见刘璋闇弱，秉执乱世之时“君固择臣，臣亦择君”之观念，随时留意为自己找退路，谋多窟，故早早与刘备暗通款曲，等到刘备真的对刘璋兵戈相向，其即主动投向刘备，成为蜀汉重要开国之臣。有的则是当刘备兵临城下，刘璋万念俱灰，束手投降之际，随大流，顺形势而被动地归依新的统治者。但无论是主动投靠的，还是被动胁从的，在蜀汉新政权中，他们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层官吏队伍中，他们占了很大的比重，可谓是真正的基础。他们的代表人物第一号自然是法正，其次便是虽非益州籍，但却与两川当地渊源极其深厚的李严。
蜀汉政权人员构成的第四部分，乃是曾令曹操吃足苦头、大伤脑筋的凉州名将马超及其部属(曹操尝云：马儿不死，吾死无葬身之地也)。马超与曹操鏖战潼关，一度杀得对手丢盔弃甲，肝胆俱裂，后因种种原因功败垂成，先依附张鲁，终归顺刘备。虽说是战败亡命归附，但马超本人公侯之后的身份，久经沙场的经历，使得刘备不能对他及其部屑等闲视之，而要奉为上宾，优渥有加。事实也正如此，马超的来归，大大地增加了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分量。由马超领衔上表劝进刘备晋爵汉中王一事就证明了马超对蜀汉政权建立的地位与作用之不可或缺。
当然，在蜀汉政权的整个构成体系中，上述四大部分(也可以说是四个圈子)的地位、实力以及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直接制约和影响着蜀汉政权内部的整合，给蜀汉政治格局的演变、政治生态的嬗递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换言之，四大圈子的彼此消长背后，实际上规范了蜀汉政权的前途与命运。
在四大圈子中，凉州马氏实力最小，基本上是一种摆设。马超兵败来投，势单力薄，加上参与政权时间短暂，这种现实，决定了马超及其部属拥有众多的头衔、很高的爵位，但是在具体的军政大事上却不可能具有发言权，更不必说有什么决策权了。实际上，马超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归附刘备之后，他便彻底交出兵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着杜门不出、远离政泊斗争漩涡的半隐居式生活。彭羕找他叙话，其中有“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等言，马超闻后不胜诧异，大惊失色，赶忙向有司举报，绝情寡义地将彭羕送上断头台，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深谙自己不受信任，当时时检点留意，但求全身自保的心曲。凉州马氏势力的处境以及朝政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而随着马超的英年早逝，凉州势力也就很快烟消云散，消亡殆尽，只有马岱等孑遗以个体的身份依附于当时的政权主流之中，保存点滴凉州军人的荣耀了。
涿州势力集团的地位与实力较之凉州势力集团自然要强大得多，然而其归宿却与凉州集团并无不同，可谓殊途而同归。导致其势力渐趋削弱，其影响日益式微的主要原因乃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该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随着战事的频繁，岁月的推移，不是死于非命(如关羽魂断麦城，张飞命丧部属)，就是死于疾病或老迈，到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全面主政时，该集团基本上也是凋零殆尽、彻底瓦解了。他们在蜀汉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大致完成，是到交出权力之棒，淡出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的时候了。
所以，经过政治格局的重新整合、自然规律的不断淘汰，蜀汉政权的人事局面逐渐形成了荆襄势力与益州势力的两元并存，它主导着蜀汉社会的政治生态。在这两元双重政治格局中，荆襄势力是外来力量，益州势力是本土力量，两者的结合，说到底是外来势力与土著势力互相利用，互相弥补，是强龙与地头蛇的一并相处，一并维系。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是这个规律似乎并不适用于蜀汉政权的政治运作。荆襄势力集团的领袖诸葛亮是深富韬略，具有深远战略与娴熟政治手腕的杰出人物，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于他而言，乃是实至名归，洵非虚辞。而他麾下的荆襄豪杰，也是人多势众，兼资文武，加上诸葛亮是一个十分强势的政治人物，他长期以来注意从荆襄士人中间培植亲信，丰满羽翼，因此到刘备白帝城托孤前后，荆襄势力实际上业已成为蜀汉朝廷中的最强一支，对益州势力构成了较为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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