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新书过眼
作者：佚名
《理解的条件——截维森的解释理论)，叶闯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版，23．00元
戴维森是奎因之后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之一，在语言哲学、知识论、心灵哲学、行动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哲学史等领域都有非常独特而杰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分析哲学的传统范围。国内虽然早在1993年就出版了他的论文集《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但其译文质量买在令人失望，很难说对于通过中文理解戴维森哲学有多少帮助。本书的问世终于填补了国内戴维森研究的空白，虽然它的内容局限于解释理论，却触及到了戴维森整体哲学思想的核心。
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作为一种解释理论，意在解释说话者的话语并说明言语交流，同时又把处理自然语言表达式之“字面意义”的语义学置于核心地位，这样他就有别于以下两类哲学家：一类认为给出一个在逻辑上很好地构造起来的语义学系统即是说明意义；另一类则将说话者在具体场景中的意向视为解释语言表达式意义的根据，从而取消了语义学。
本书以戴维森与奎因之间的哲学亲缘关系作为切入点。事实上，当初正是奎因的《语词与对象》一书使得戴维森看到了建立一种“第三人称思路”的意义理论的曙光，那本书里作为语言学理论基础的“radical translation”，启发戴维森提出了作为其意义理论基础的“radical interpretation”。(本书分别将这两个概念意译为“新大陆翻译”和“新大陆解释”)所谓“第三人称思路”，指的是“不依赖于共有语言，不依赖于共有的社会习惯，不依赖于对这种共有习惯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共享。因此，它把交流者之间对环境的共享突出出来。”(第97页)但奎因的理论具有强烈的认识论、甚至是心理学的背景，故仍具有第一人称和基础主义的残余；而戴维森意义理论的背景并非认识论的，它的问题意识在于：“一个有能力的解释者(一个拥有充分的概念资源和他自己的语言的解释者)怎样可以理解持未知语言的说话者。”(第57页)——亦即本书书名所概括的“理解的条件”——因此也就更彻底地保持了第三人称和融贯主义的立场。
戴维森的创举在于将奎因的语言学理论和塔尔斯基的形式“真”理论结合起来，把塔尔斯基定义的“真”概念作为关键的解释性概念，在此基础上给出意义理论的结构。可以说这是对分析哲学中的“真值条件语义学”——认为给出真值条件就给出了语句的意义——传统的继承，但戴维森的选择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塔尔斯基的“真”定义使用了外延性的构造方式，避免直接引入“意义”、“意味着……”等内涵性的表达方式。而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前提即在于，能够使用一种外延的理论有效地处理自然语言的全部句子。“戴维森甚至认为，禁止在真值条件的陈述中出现语义学概念，是可接受的真理论应该具有的一个性质。”(第19页)而塔尔斯基的“真”理论恰好满足了这一性质。
其次，塔尔斯基的“真”定义的构造满足“组合性原则”。所谓“组合性原则”，对于一个语义理论来说，是指“句子的意义依赖于它的组分的意义以及具有语义学意义的句法结构”。(第19页)而戴维森的目标也要求他“必须把句子分析为其组成要素——谓词、名字、联结词、量词和函子——并且还要显示每一个句子的真值如何从要素的特征及要素在句子中的组合导出。”(第20页)在组合性的基础上，塔尔斯基的“真”定义的构造还具有递归性，这恰好可以被用来说明语言的递归性——亦即人们总可以说出过去从未说出的句子，语言表达式总可以无限地扩张。
最后，回到“新大陆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具体场景，在解释的起始点上，解释者只拥有很少的、简单的外延性材料，因为“一个解释者不可能直接观察另一个人的命题态度；信念、意愿、意向，包括那些部分地决定了话语意义的意向，都是肉眼不可察知的。”(第86页)那么，在说话者的态度中有什么是解释者可以凭肉眼察知的呢?戴维森的答案是：“在某时刻认为一个句子真，或想要一个句子真，或倾向于一个句子比另一个句子真。”(第86页)也就是说，在完全不知道对方话语的意义和信念的情况下，可以将对方把哪些话语“认为真”作为突破口，由此进入意义和信念的领地，最后给出解释。而这一解释的路径恰恰相当于把被解释的话语代人作为塔尔斯基构造“真”定义的(T)句式。所以说，“有了塔尔斯基式的构造，解释者就有了给出被解释者话语之语义描述，或者构成对被解释者话语之解释的形式上的结构。不但如此，解释者从新大陆环境的经验事实中要构造解释理论，也依赖于这个框架。”(第以-65页)
当然，戴维森对塔尔斯基的(T)句式不可能是一味照搬。如果说塔尔斯基将“真”视为句子的性质，且主要关注的是形式化语言；那么戴维森则是把“真”看成了言语行为——或者说是句子、时间和人的有序三元组——的性质，旨在发现自然语言本有的逻辑形式。“故此，只准备说明和解释自然语言的戴维森，所要做的是想办法对塔尔斯基的模式进行必要的修饰和改造，使它能处理自然语言由于含有指示性装置等等所带来的复杂性。”(第69页)
上文提到的“修饰与改造”在哲学界以“戴维森纲领”而著称，它开启了许多逻辑技巧的革新和哲学视角的转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过，成也塔尔斯基，败也塔尔斯基，“如果有一天发现塔尔斯基的模式无论如何不能适用于自然语言表达的某种特殊类型，就会对戴维森所坚持的用塔尔斯基真理论框架来处理自然语言的语义学纲领造成威胁……戴维森本人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并未减弱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放弃塔尔斯基模式的信心和决心。”(第69页)
《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德]阿尔弗霄德·韦伯著，姚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38．00元
阿尔弗雷德·韦伯是马克斯·韦伯的弟弟，作为现代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至今依然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享有国际性的学术声望。不过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更多地是以文化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而令人瞩目。然而，从这部成书于二战之前的著作来看，可以说他并未摆脱十九世纪黑格尔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图景”——世界历史以中国、印度和波斯等“东方”诸帝国文明为开端，随着希腊城邦的繁荣而转移到地中海世界，并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得以完成。和黑格尔一样，他在表述西方中心论之时毫无遮掩之态：“只有西方的自由意向才能创造富有人的尊严和人性的世界”。(第401页)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使用的重要术语“Magismus”(按惯例应译为“枚斋主义”，本书译为“神魔主义”)成为贯穿本书的关键词，它意指对一种借助于占卜和神谕所宜示的外在宿命的依赖。这也正是黑格尔“世界历史图景”中“东方”诸帝国文明的基本特征。作者声称：“人们只有在理解东方全部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西方历史，因为东方的初级文化在历史上似乎没有经历什么命运变化。”(第47页)在作者看来，这种“没有经历什么命运变化”的东方文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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