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大师的传统
作者：王 路
我读过赵元任先生的一些著作，对他的生平也有一些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搞明白。赵元任先生1925年被国学院聘为导师，1926年立即引荐金岳霖先生到清华当教授。金先生一方面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另一方面着手创办哲学系。金先生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是政治学方面的，1925年回国，来清华之前在中国大学讲英文和英国史，没有写过一篇逻辑文章。从招聘一位教授的衡量标准来看，尤其是从委以创办哲学系这样的重任来看，金先生所能提供的简历大概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他此前所做的事情似乎与逻辑和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用今天的话说，他根本就不符合硬件方面的要求。因此可以问：清华凭什么聘金先生来教逻辑，又凭什么让他来创办哲学系?我猜想，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清华充分信任赵元任先生。陈寅恪也没有博士学位和著作，清华也是相信了梁启超的强烈推荐。另一个也许是学界有一种舆论：金先生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有很好的才能。而这两个原因都体现了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不知道清华会不会聘金先生来教逻辑和创办哲学系。如果不是基于这种认同，清华大学哲学系能够有后来的辉煌，大概也只能说是太幸运了。金先生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的第一人”，无疑也是大师。他不仅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清华国学院是清华人文社会学科的前身，虽然它只比清华哲学系早成立一年，但是它对清华哲学系的成立却有直接的联系和影响。在国学院制定的课程草案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课程专门有西方哲学一类，包括哲学概论、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西方哲学史、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美学等等。从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是国学院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讲逻辑课的赵元任先生立即引进金先生来专门讲逻辑，而且清华随即专门成立了哲学系，这说明国学院以及清华最初的人文学科建设对哲学是非常重视的，其重视的程度大概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我们都知道，王国维专门学习研究过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梁启超和赵元任后来也同时是哲学系的教师，讲授哲学和逻辑；陈寅恪为哲学系引进冯友兰提供了积极的意见。我不清楚当时国学院的大师们在制定哲学课程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起了作用。这些作用，对于清华哲学系的建立以及后来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对这些大师充满了崇敬，也许不少人的志向就是能够成为这样的大师。作为一名教师，我们都希望能够培养出好学生，许多人憧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大师。不过我以为，大师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不是学会多少种语言，写出多少部专著就可以成为大师了。大师也不是培养出来的，不是凭借什么样的课程安排就可以训练出来的。成就大师，是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做大师和培养大师，但是常常学习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的著作和思想，我却大致体会到，如果满足不了一些条件，做大师或培养大师肯定是一句空话。成就大师的条件也许有许多，但是基本的两条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是有广博的知识，同时又成为专门领域的专家，另一条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第一条是显然的，梁、王、陈、赵四位先生，还有前面提到的金先生，无疑都是这样，不仅研究范围广泛，而且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并且在一些方向上是非常好的、开拓性的专家。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仅外文就会二三十种，其中不少是死语言。据说，由于陈寅恪学问艰深，当年国学院请他指导论文的学生比较少。但是他后来任清华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开课甚受学生欢迎，有北大学生和清华教授来旁听。他学识渊博精湛，引经据典，被誉为“活字典”、“活辞书”。我不太了解陈寅恪，但是我相信，以他的聪明才智念个学位应该是很容易的。然而他留学十几年却没有念博士学位，这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所学的那些东西上不无关系。而且他从1945年失明，虽然一直有助手，但是以后的学术工作几乎都是凭自己的记忆进行的。如果以学术竞争来比喻，这就好像他停下来等着别人超过他。结果怎样呢?即使在今天，他的专业水准仍然让许多专家难以望其项背。他的学术成就仍然令人们钦佩和景仰。这是为什么呢?
金先生所做博士论文是政治学，一生的兴趣却在哲学和逻辑。政治学和哲学无疑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使在哲学领域本身，由于二十世纪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逻辑从哲学脱离出来，也成为专门的学科，因此逻辑和哲学也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金先生把逻辑分析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以《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著作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最终达到“道超青牛，论高白马”的成就和境界。从金先生的学术历程来看，他1920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大约从1922年开始学习逻辑，1926年来清华教逻辑，直到1936年出版《逻辑》一书。这表明，金先生从专门学习逻辑到出版第一本逻辑著作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套用今天的概念，本科四年，研究生六年，金先生这本书至少也是当上副教授以后才发表的著作，这比今天许多人出版第一本专业著作晚多了。其实，今天许多人的第一部著作不过是博士论文的修改，而不少人读硕士、博士的时候还是改了专业的。不要说知识的广博，仅专业时间的投入这一项上，他们与金先生就有天壤之别。
学识的广博与专门是成就大师必不可少的条件。今天，我们谈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的著作摆在那里，更不要说不少人与他们还有亲身的接触和受益。但是如何满足这些条件，也就是说，大师们学识的广博与专门是如何达到的，真不是轻易能够说明的。
为学术而学术这一条有些虚，似乎不太容易说清楚。这也是我近年来思考比较多的。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年来一直被学界称道。人们在谈论和推崇它的时候，大概比较多地、甚至最主要的是针对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制约而言的。不过我却觉得，这样的理解似乎还应该推广和引申，而“为学术而学术”就是这种推广和引申的集中体现。作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干扰就没有吗?危害就不严重吗?比如说学术批评。老师的思想观点能批判吗?同事或同仁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