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从关羽到关老爷

作者:傅 谨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传统文化实可分割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论述现在已经成了学者们的口头禅。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小传统”之分,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的儒学和以关羽的经历为参照系的行为规范,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信仰与价值系统,却同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巨大影响。解读那些以关羽为主人公的戏剧,假如能从它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从所谓的“小传统”的角度切入,显然会有很大的探讨与论述空间,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视角,首先得益于文化研究理论的进展。
  所谓“小传统”里的关羽的传统,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关老爷”的传统,关羽因为成了“关老爷”,才占据了“小传统”里忠义文化的头把交椅,这个“小传统”,其实比所谓的“大传统”覆盖面大得多、影响力也大得多。和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不同,关老爷显然没有任何的主义或理论,也没有什么“关老爷思想”,但他的为人处世方式却是建构这个“小传统”的基本材料。在不讲理论只有人物表演的戏剧舞台上,关老爷就成为民间社会理解与仿效的活教材。
  关羽成长为“关老爷”的过程,历时几百年之久,而且这个经历细说起来很没有道理。关羽本来只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一个普通的武将。从大里讲,他所效劳的刘备实在算不—上伟大的君主,刘备开创的蜀国,就以当时并存的三国相互比较,既不算强盛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立国既不早更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从小里讲,在蜀国内部,历史上也看不到关羽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能力,文治武功都不敢说有什么过人之处,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连修水坝开河渠的功劳也没有。所以,作为史书的《三国志》,其中关羽的地位当然不会有多高。如果局限于正统的文化人以及中国文化经典里的有关记载看,关羽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突出贡献。
  但是关羽在民间信仰体系中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影响深远的显赫人物。由普通人而成为神的远不止于关羽一人,但很少能被抬到关羽那样吓人的位置。民间信仰虽与宗教相关相似,却又是一个精神守则于宗教多少存在差异的体系,至少它比起我们熟见的各种宗教具有更多的弹性。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或者不太著名的历史人物,都陆陆续续被民众神化,进入到民间信仰的神祗系统。各地的地方神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很难找出几条现成的规则以判断哪些人有机会成神,往往只是由于某人对某地有过一点贡献,甚至只是一点牵强附会的渊源,就成为当地人祭祀的地方神。文人们痛恨的“淫祀”骂的就是此类现象。行业神也是如此。五行八作都有自己的行业神,其来源漫无头绪,往往是将历史上的一点传说加以比附。一旦某人获得享受祭祀的资格,他的事迹就被神化,其声名就开始笼罩这个行业。当然,官府、文人和普通民众之间既有异见也有互动,地方神、行业神也有可能升格全国性祭祀的神灵。在民间流传的佛教、道教的神系里,常有一些地方神最后为各地信徒普遍信奉拜祭的例子。朝廷也往往会追认某些地方神或行业神的地位,允许他们列于官方神系中。
  虽然今天的人们并不清楚关羽从一位普通的武将演化为神的全过程,甚至都不太清楚他究竟在哪里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化。但是,大约可以想象的是,关公老爷想必也经历了从某个地方的地方神渐渐升格的过程,只是各地神圣很少最后像关羽这样,发达到如此程度。关羽的特殊,就在于他大约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位只受某地祭祀的神,很快升迁到神灵的顶峰位置。以他为主神的庙宇遍布全国,通称为“关帝庙”——这样的称呼可是非同寻常;而且关羽的身份也经由历朝历代的追封而远远超出了历史的赐予,历史曾经给予他展现个人才能的空间很是有限,然而到后世,这位关老爷,其神通广大,简直是无所不能,不仅为民间流传的佛道两教尊为护法,被商人奉为财神,被普通百姓们奉为降妖伏魔的尊者,而且,大江南北,不知道有多少地方建造了专门供祭关老爷的寺庙,更有专为祭祀关老爷而设的祭日和祭祀仪式;那位他终生追随的大哥刘备,早就不知道被他甩到后面多远。
  值得玩味的是,关老爷最忠心耿耿的信徒,是我们通常称之为“黑道”的那些江湖人士,他们对关公关老爷的虔诚态度,超乎所有社会群体。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帮会组织以及成员都对关老爷礼敬有加,对于他们而言,关老爷的重要性,恐怕要高过天地间所有神舐的。而关老爷的精神品格在江湖中无以复加的重要性,实在是由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世俗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并不足以帮助他们维系与保持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假如黑道的大哥二哥和所有的小喽哕们都像正常社会里的人们那样趋利避害,而且遵守着那些对社会秩序与稳定至关重要的道德信念,黑道和江湖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他们需要另外一套将“造反”与“革命”置于“稳定”与“和谐”之上的价值,需要另外一套赞美混乱时代的颠覆与牺牲,甚于赞美和平时期升官发财的行为逻辑。而对于这样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在刀头上舐血过日子”的人们,他们之间的相处原则,最重要的,当然不是世俗生活中的斤斤计较和互利互惠,而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生死以之的担当。他们更注重的是非常状态下做人的“大节”,是非常的经历以及在此类非常情境时毅然的人生选择,是愿意为自己的承诺以及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抛洒热血甚至放弃生命的勇气,相互之间以这样的决然维系在一起的才叫作“兄弟”,或者用四川人的话,叫作“袍哥”,而他们的精神诉求,简单地说,就是“义气”。相对于对国家、民族以及它们的具体象征——朝廷以及皇帝的“忠”,这个“义”的重要性丝毫不容怀疑,如果将它与钱财、美女、生命等等似乎也很重要的对象放在一起排序,它当然会被放到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社会是由复杂的多个层级的群体构成的,除了有皇家秩序,还有另外的秩序。正是由于有黑道、帮会以及与之类似的人们组成的江湖,他们时刻都处于正常社会秩序的强大压力之下,时刻都面临着比普通人至少要高许多倍的风险;他们的世界需要顽强地抵御富足安宁的现实生活的诱惑,而且,正由于他们处于正常世界的对立面,相互之间背叛与出卖并没有太多道德的障碍,很容易找到借口,假如江湖的世界没有某种具有特殊约束力的信仰,它们的存在与维系就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戏剧里那个将异姓兄弟间的“桃园结义”当成一生不变的重大承诺的关羽,看到了《灞桥挑袍》里的关羽,看到了《过五关》《收周仓》《古城会》《千里走单骑》里的关羽,也看到了《关大王月夜斩貂蝉》《汉寿亭侯怒斩关平》里的关羽。在几乎所有的关公戏里,如果要说关羽有什么特别的精神气质,除了他的勇猛,更需说到“义气”。他的义气不仅无可挑剔而且夸张得不近情理。他的义气还因为不断地拒绝曹操对他异乎寻常的赏识和“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高官显爵锦袍美女的厚遇而不断被加分,他能够经受这样的财色考验而仍然不负结义兄弟的情分,才突出地显示出关公对“义”的坚守。数十出关公戏就是这样集中地描写了一个对于乱世中结识的异姓大哥毫无保留也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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