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阿伦特传记之外的斯特恩
作者：孙存之
一、自称“异端分子”
1902年7月12日，斯特恩出生在当时属德国的布赖斯拉伐(Breslavia，今为波兰的弗罗茨瓦夫)一个为欧洲传统文化所同化的犹太人家庭里，父亲威廉是个著名的心理学学者，是在魏玛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曾欢呼德雷弗斯上尉案诉胜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犹太人。他因为没有通过一些琐细的仪式与手续，最终没有改信基督教，也因此未能在德国的大学里谋到讲座教授的职位。在这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君特·斯特恩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辗转于汉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师从卡西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特里希等名师学习哲学。在弗赖堡大学时代成为好友的约纳斯称他为“天才的阿乌拉(aura，女神)”，与前妻汉娜·阿伦特相识也是在那个时期。因为是犹太人，他和瓦尔特·本雅明一样，也不得不放弃在大学任教的梦想。后得到布莱希特的提携，他在柏林以文艺评论的自由撰稿人谋生。也许是命运，经一编辑劝说，他采用安德尔斯(Anders，词义是：另一种方法)的笔名。以后，这个笔名伴随他终生，社会声誉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
他一方面为德国文化所同化，接受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一方面又因为出生于犹太人家庭，早期思想中有宿命意识，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知识分子会被社会边缘化，会背井离乡，成为无家可归的贱民(pariah)。1929年，他曾经与阿多诺、阿伦特、曼海姆、特里希等人一起讨论“人类将会失去自己的世界”的论题。那次讨论中的发言经补充、修改后，1934年、1936年先后以《关于经验的阐释》《自由的病理》为题，被列维纳斯(E．Le Vinas)翻译成法语刊载在《哲学研究》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主要概念“非同一化”来阐述人的存在，是身不由己地投身于世界的，人对世界的归属、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个人为存在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其本质是源于一种“根本上的耻辱感”。根据欧洲反犹历史和现实，他预感自己无法逃脱作为“贱民”流亡异国，失去故乡的命运。这种作为一个犹太人知识分子将会被社会边缘化的思考，也有他们夫妇俩当时思想上共鸣和相互影响的痕迹。那时阿伦特正在撰写《法哈根》(RahelVarnhagen)——十九世纪一位杰出的犹太人知识女性法哈根的传记。
除了在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中斯特恩表现出对魏玛时代自由知识分子命运的忧虑之外，这种感受还在他三十年代初的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反映出来。流亡法国时，他创作的一篇小说《列色以》(Learsi，即以色列“Israel”的逆序构词，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名字)，用隐喻的手法描写政治流亡生活，反映德国犹太人被同化的历史。这个虚构的人物“列色以(Learsi)”，与卡夫卡的小说《城堡》笔下的人物有着同样遭遇——拿不出合法身份证明的话，其存在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小说没有写主人公是从何处来，仅说他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一个新国度定居，拼命地追求新的认同。但是这种追求是徒劳的，新的国家里，谁都把他看作异类。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列色以想在一个旅馆投宿，旅馆客满了，但他被旅馆门口写着“自由”的招牌所吸引，决心一定要住在这个旅馆中。于是，他有时住在储藏室里，有时住在服务员的房间里。为了作为一个真正的旅客住进这个旅馆，从服务员到其他的旅客，他都要巴结、讨好，同时还要努力忘记自己是个异邦人。这样努力的结局是：列色以被控偷窃旅馆门口的那块写着“自由”的招牌，最终被赶出了旅馆——德国。主人公象征斯特恩的命运，流浪异国天涯。1933年他在《论卡夫卡》的评论中叙说包括自己在内的犹太人——失去世界的“贱民”们的苦闷与忧虑：1．在世界或社会中(种族不同的世界)感受到被驱逐的苦恼和迷惘；2．不知道自己的义务在哪里；3．因此心里产生内疚；4．对任何事物也不拥有权利；5．没有权利，就处于不正当的状态中；6．世界或社会(种族不同的世界)的异己性；7.如果第一条是正确的话，那么，良心的苦恼将会把他自己赶到这个世界的外面去。
斯特恩和阿伦特一样，在二十年代末就已经感受到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在1933年就毫不迟疑离开德国流亡法国。他在巴黎几易其稿写成的小说《莫鲁辛的地下公墓》(Die molusssische Katakombe)，用寓言的体裁，通过虚构“莫鲁辛”国的一位受害者的回忆，描写法西斯体制下的恐怖，希望人们对法西斯体制奋起抵抗。出版社认为小说不合时宜，在他生前未能问世。其实，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奥威尔抨击极权主义小说的先声。斯特恩1936年获得阿姆斯特丹流亡者文学奖。短小精悍的寓言是他的拿手体裁，比如《从塔上遥望》(Der Blickvom Turm)。
1936年斯特恩流亡到美国后，与先一步抵达美国的父母会合。他的生活却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主要是靠在餐馆和工厂流水线打工的收入维持生活，还有一点在美国犹太人杂志投稿获得微不足道的稿费。他长期借住价廉的公寓，有时候投宿在马尔库塞那里。他对现代工业与极权主义体制的关系的观点，受到马尔库塞的很多影响。
斯特恩关于人类为现代技术制约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也有联系。但是，1948年他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假象的具体》一文中，明确把海德格尔的学说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对手，不满意海德格尔“存在”的抽象、形而上的说法，认为人类的存在与海德格尔的“世界内存在”不一样，是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里以“破坏的存在”的形态出现的。对海德格尔的否定和批判，斯特恩要比其他几个海德格尔的弟子更加激烈。因此，他在文艺批评中(如《论卡夫卡》《论布洛赫》《论格罗兹》等文章)不是注意作品本身的病态，而是注意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状态。比如他批评布洛赫追求抽象的完美无缺，强调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爱与恨，也没有抽象地表现爱与恨的艺术作品，抽象作品“背后往往有政治支持，所以就没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