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新意迭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作者：傅书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因了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思想、精神、情感的主动脉，在近些年来，从次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次等学科，渐成为一个日益受人关注的重要领域。约略说来，所谓的大陆的十七年文学，作为左翼文学的延续，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新的社会试验形态的形象印证，在今天，在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后，特别是因为面对着全球化语境下，资本经济崛起给人带来的价值危机，正使人得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对之给以新的考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大陆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其作为五四时代的遥远的历史的回声，在一个新的螺旋上，似乎让人重新回到了五四式的中国现代化的起跑线上，把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命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重新回味一番。最近十余年来的大陆文学，又让人与全球化不期而遇，从作品生产、传播的方式，到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内容、精神征兆，无不因了与当下的切合性，给人以无尽言说的兴趣。而当代的台港澳文学，则又让人从中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别一种社会生活、精神风貌、情感形态。确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还远远谈不到“经典化”，还处于变动不居的态势，但也因此，它又充满了与当下价值需求血肉相连的生机、活力。这，或许就是其对许多的研究者构成诱惑的所在吧!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作为对其给以系统清理的努力方式，也就成为了这诱惑中的诱惑了吧?单单以这几年笔者目力所及，就读到了洪子诚、陈思和、朱栋霖、杨匡汉、孟繁华、王庆生、於可训、张炯、吴秀明、金汉等人或独著或合作或主编的多种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还不包括其它以别的名称出现的带有当代文学史性质的专著，眼前的这本由董健、丁帆、王彬彬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则又让笔者眼前一亮。
　　清醒的治史意识，是这本《新稿》的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这一意识，集中地体现在由主编集体审定的《绪论》之中，也因之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之中。作者在《绪论》中对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三种不良倾向作了批评，这三种倾向是：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所谓历史补缺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都是因为试图弥补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单薄、苍白而发生。一是努力要在大陆十七年文学中，寻找到与其时主流相违的“异端”，并过高地评价这“异端”在“史”中的位置、作用。一是美化十七年主流文学的缺陷，并赋予这缺陷以当下的积极意义。前者因为想以所发现的在当时并未发生大的实际影响的“异端”来削弱主流文学在其时的“史”中的份额，回避对其的评价与清理，因之，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后者因为简单地以西方后现代的理论来套取十七年文学，混淆了时空，“错把杭州作汴州”，因之，也不是一种正确面对历史的态度，这其实已经与《新稿》作者所说的历史混合主义有了相通之处了，都是“切断了历史的‘链条’，并将其各个‘环节’的逻辑顺序完全弄乱了”，也因之抽空了特定历史时空的具体时代的内涵，在面对历史时，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这种对特定历史时空具体时代内涵的抽空，也是《新稿》作者所列举的庸俗技术主义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症状，用形式上的相似性，抹平了不同时代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价值上的是非对错，从而使“人”的历史，因了“人”的“不在”而丧失了历史本身。
　　鲜明的“五四”的价值立场，是这本《新稿》的又一特别值得称道之处。五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跑线。五四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跑线，是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当时的社会情境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老中国或者说传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自身内在生命力的衰败，才使得以现代西方为主要参照的根本性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得以发生。我们现在回头看看，五四以来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人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没有，根本没有。信手举例，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强大的滞后力，现代文明的稀薄，资本经济对人的损害等等，哪一个不仍然是今天所面临的急迫的社会问题呢?你只要看看以官本位为特征的权力崇拜在今天的盛行，不仅仅盛行在民众之中，甚至也盛行并腐蚀于知识界、思想界，就可知五四所提出的科学、民主在今天还是多么地遥远；你只要看看当今独立个体、爱、日常生活中诗意等等的缺失，就可知鲁迅、胡适、冰心、梁实秋等等与我们还是多么地亲近；你只要稍稍倾听一下底层民众弱势群体在今天的呻吟，就会觉得，老舍、曹禺等人笔下的人道情怀，左翼作家的反抗之声，在今天也仍少有人能够企及。轻言五四已经过时，实在是过于脱离中国的实际现实，实在是过于地草率了。不能低估资讯、全球化、大众传播等等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但一是中国的当代社会，是从五四的价值链条延伸而来，一是如前所述，五四以来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仍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实际现实的主要矛盾，如是，坚守、丰富、深化五四立场并对之给以大力呼吁、张扬，对置换、替代五四立场给以必要地警惕，就显得尤为必要。
　　正是对五四价值立场鲜明地坚守，使得《新稿》的作者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发展作出到位的描述与准确的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史实的选择，一个方面是对史实的价值评判。就前者来说，《新稿》的作者，没有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作大规模的置换。即以“十七年”文学为例，思潮中《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文案，诗歌中李瑛、李季，短篇小说中峻青、王愿坚，长篇小说中《山乡巨变》《六十年的变迁》等等，这些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给以人册的史实、作家作品，依然在目，且对十七年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的排列也无大的变化。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袭旧说，少有新貌，但实乃是对曾发生过的史实的基本尊重。但这种尊重，又不是简单地对曾有过的作家、作品作机械地展示，而是将其作为自左翼而来的共和国文学形态及其在“史”中的份额、位置而给以呈现。历史，是“文本的历史”，正是《新稿》作者这种对史实的基本尊重，就使得后人得以对这一段文学史中，各种文学形态在其时的真实位置、影响、特征，有了准确地把握，而不至于让后人产生把后来者对那一时段文学的轻重分量不同的评判，当作那一时段的史实本身的误解。
　　就对史实的价值评判而言，基于五四立场对史实、作家、作品的评判，可以说，流淌于这部《新稿》的字里行间，并因之时时给人以“去蔽”之后的“澄明”的快感。譬如，对作为红色经典的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文学，作者基本上是持一种反思的清理的态度：“世俗的情感并没有成为作品表现英雄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叙事空间，有限的世俗情感在作品中仿佛专门为被克服、被超越而存在”，可以说，这是点在了十七年小说的穴位上了。譬如，面对因畏惧现代化从而试图重归传统文化家园的潮流，作者在借评价其时红极一时的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时指出：“对中国人的‘做戏’习性，对中国人的‘吃教’行为，鲁迅曾作出了尖锐的批判。而汪曾棋在《受戒》中，则以欣赏的语气把中国民间‘做戏’和‘吃教’，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能不说，这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一种偏离，是精神状态上的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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