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盘旋在废墟上的天使
作者：许金龙
大约七十年前，准确地说，是在1937年，“流亡的蝴蝶”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运用“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创作了他认为在自己的八部俄语小说中当属“最好的一部”的长篇小说《天赋》。在这部以回忆体叙事方式书写的小说结尾处，纳博科夫在主人公费奥多尔完成自己的作品后感叹地说出“别了，我的书!犹若必死之人的眼睛那样，/想象之眼迟早也必将闭合。／拒绝了爱恋的男人，会站起来吧。／‘可是，他的创造之手已经远去’”。在大江健三郎的解读中，这是因为“一旦笔下的人物得以存活，写出那本书的作者就必须离去……作者普希金被如此对比于其缔造出来的奥涅金”。这里之所以提到普希金，是因为普希金在其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一再提及这个观点，而这个观点又被非常景仰普希金，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写下长度超出原文本两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注解》的纳博科夫所引用，并将该观点表现在了《天赋》的结尾处。
不过，在《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许金龙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三部曲中，大江健三郎将其引用为第三部作品的书名时，显然赋予了“别了，我的书!”这句话以更为深刻的内涵。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在《别了，我的书!》日文版封面红色腰带上，作家意味深长地用醒目白色大字为我们表明的主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立刻就让我们联想到了鲁迅在八十多年前写下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表述，这就出现了几个无法轻松略过的问题：作者想要与之告别的，仅仅是刚完成的这部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主人公吗?身处绝望状态中的作家打算如何寻找希望?促使其做出如此痛苦决定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进入《别了，我的书!》这个照例难以解读的文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行了解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大致背景。
毫无疑问，主角长江古义人只能是作者大江健三郎本人在文本内的分身，这个分身将有助于我们借以了解主人公(你当然可以由此联想到文本外的作者本人)在当下所深切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以及在这种孤独和绝望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或坚守自己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坚持与恩师六隅以及少年时代以来的好友、后成为电影导演的吾良等亲友的灵魂进行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修复“破碎的世界”和“历史的废墟”；或听凭体内那个“有着怪异之处的年轻家伙”鼓动自己参与椿繁的“大决战”计划，借助“以个人为单位的暴力装置”来对抗“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当然，参与的前提是不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战争期间出生在上海的椿繁应该是作者在文本内的另一个分身，这个身份可以方便地表现出古义人的一个不同侧面——当日本保守势力复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达到临界点时，这位建筑专家将进行“Unbuilt&Unbuild”(意为反建设和拆毁)的转换，与他的那些“同志”仿效9·11的惨烈方式，用高能炸药炸毁东京都内的摩天大楼，“以个人为单位的暴力装置”来对抗“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并期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最终由此改变历史的进程。这里所说的“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不禁让我们由小泉纯一郎等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势力的种种叫嚣，联想到日本在复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后可能再度发起的血腥而肮脏的战争；由美国的先发制人攻击的政策联想到对伊拉克的侵略、对南斯拉夫的肢解、对伊朗和朝鲜的威胁……当然，这种不成比例的对抗形式，也可能是向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提出的质疑——如何界定被强势国家或国家恐怖主义所侵害的处于弱势的国家、地区的反抗行为?或者说，面对强势国家或国家恐怖主义的侵害，处于弱势一方的国家、地区是否需要进行反抗?我们又该如何界定这种反抗的本质?
俄罗斯青年弗拉季米尔这个名字让我们立即想到了大江所尊敬的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不朽名著《洛莉塔》的作者。事实上，《别了，我的书!》这个书名也确实出自于纳博科夫的作品《天赋》。中国女留学生清清的原籍山东省高密县则让我们非常自然地想到了中国作家莫言。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大江对那块土地的熟悉和亲切，当然，这种熟悉和亲切又与这位作家在莫言的陪同下，于2002年春节所作的高密之旅密不可分。在《别了，我的书!》这个文本里，象征着文化多样性的弗拉季米尔和清清同为椿繁的学生，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建筑系，“属于一个在世界很多地方拥有据点的组织——日内瓦”，准备在东京爆炸大楼，以此对抗“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为了成功地实施爆破，他们需要椿繁的技术指导，以便在建筑物最为脆弱的处所安放适量炸药；为了避免人员伤亡，他们需要因获得国际文学大奖而拥有很高知名度的长江古义人在起爆前不久到电视台通过电视广播呼吁人们尽快疏散……
被弗拉季米尔和清清称之为“日内瓦”的上级组织，典出于在《群魔》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作原型、于1869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涅恰耶夫事件。当时，曾参加春季学潮的涅恰耶夫逃往国外后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同年九月，涅恰耶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所谓“日内瓦指令”回到俄国，图谋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以便“把世界革命的火种引发的动乱，在俄罗斯全境展开”，后于十一月因杀害试图退出该组织的成员伊万诺夫而再度逃往国外，此前建立的秘密组织至此土崩瓦解。其实，尽管古义人体内那个“有着怪异之处的年轻家伙”，对椿繁一伙儿的计划每每产生强烈共鸣，可作者为文本内的恐怖组织冠以“日内瓦”这个子虚乌有的名号本身，就泄漏了这位人道主义作家有意与之保持距离的心态。
现在，我们将摸索着进入这个让我们为之困惑、惊异和深思的文本。
故事始自于在姐妹篇《愁容童子》中因参加模拟示威游行而身负重伤的长江古义人在医院里逐渐恢复、并邂逅了儿时伙伴椿繁。出院后，这位曾获某国际文学大奖的老作家来到避暑胜地北轻井泽的别墅休养，与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建筑系教授、在建筑界颇有名气的椿繁比邻而居。当然，椿繁不是独自一人来到这里，他从美国带回两个昔日的学生——都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俄罗斯人弗拉季米尔和祖籍为山东高密的中国女留学生清清。当然，这远不是椿繁带到这里来的全部，毋宁说，这一切只是他带来的“大决战”计划中的部分因素——他“和同志们一起回到了日本，想要进行决定胜负的最后一搏。这最后一搏才是最大的目的”，只是考虑到“从实际决出胜负的结果来看，出现低级差错也是常有的事。虽说有可能使得东京都中心区出现相当规模的崩溃，却也有可能如同孩子们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