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愁容童子·堂吉诃德·童心
作者：陈众议
然而，古义人和堂吉诃德原本就是同一类人。按照罗兹的说法，“每当我阅读《堂吉诃德》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位乡绅年过五十还保持着那么强壮的体魄……而且，不论遭受多大的挫折，他都能在很短期间内恢复过来……古义人也是，一回到森林里就负了两次严重的外伤，却又很好地恢复过来，虽说受伤后改变了形状的耳朵恢复不了原先的模样……堂吉诃德也曾在三次冒险之旅中受伤，恢复不到原先状态的身体部分……有被削去的半边耳朵，还有几根肋骨。”(第136～137页)事实上古义人也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是DQ类型的少年吗?答案是NO!古义人是DQ类型的幼儿，所以他能够成为飞往森林的‘童子’。”(第108页)于是，在古义人－堂吉诃德－童子之间出现了一种必然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江－古义人－堂吉诃德－童子之间出现了一种必然的联系。
一
这种联系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并逐渐升华为主旋律。
海明威说过，“童年的不幸是作家的幸福”。或者反过来说，童年的幸福是作家的最大不幸。我们大可不相信这种说法，却不能否认文学与童年或童心的关系。神话与童年的关系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神话是人类孩童时期的艺术创作一说众所周知；此外，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在谈到希腊神话时还说它是西方艺术的武库。后来的神话—原型批评与这一说法如出一辙。在原型批评家弗莱看来，文学叙述是“一种重复出现的象征交际活动”，或者说是“一种仪式”。(弗莱：《批评的解剖》，《弗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4～172页)这种文学等于仪式的观念来自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1890)。用荣格的话说则是原型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转换生成。(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1～73页)总之，神话被认为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因子，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基本故事。作为民族的心理经验，民间传说很大程度上保存了神话的鲜活基因。正因为如此，神话、传说和童心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心契合了人类的原始经验，因而可以说是人类早期集体无意识的活化石或原始宝鉴，因而也更符合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创造。当然，这里所说的童年或童心是广义的、艺术的。具体到现实范畴，童心不那么世故，也不会事事抽象。也许正因为如此，相对功利的儒文化历来不太关注童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童心和艺术的童心(这二者也许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在西方，无论有意无意，这种艺术的童心处处受到保护。即便是在现实主义风行的十九世纪，当巴尔扎克们为把文学变成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或因追求逼真)而建筑师般设计写作蓝图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肯定塞万提斯那种孩童般的天真。瘦的骑士与胖的农民之间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斗争，难道不是塞万提斯对时代的一种诘问与怀疑?他寄予瘦骑士以所有的同情与怜悯。而瘦骑士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儿童。由此，笔者联想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石头的神话已经预言了宝玉的命运。与神话和梦幻相对应的是宝玉的童心。宝玉从“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到被一僧一道点化为“枉人红尘若许年”的“蠢物”，是命中注定不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他这个蠢或可对应堂吉诃德的疯，总之是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仿佛童心之于充满狡黠的市侩和功利、高明的欺骗和虚伪的世界那么不合时宜。而这种不合时宜在《红楼梦》中又恰好与空灵、无为的释道相吻合，进而以对抗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儒教。和《堂吉诃德》这么一比，我们就会发现，蠢、呆、疯、癫、梦、幻之类的词其实自始至终伴随着长不大的宝玉。何况，一如浮士德之与魔鬼，宝玉与释道早有契约。由此，我们或可推断《红楼梦》的作者其实有意无意地是要羁留童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梦与幻、与疯与癫、与释与道相对应)。这样一来，《红楼梦》的主题何尝不可以是童心?如果童心可以是它的主题，那么博尔赫斯的幻想说也就顺理成章了。倘使博尔赫斯的幻想说成立，那么《红楼梦》的主题又何尝不可以是虚无呢?在此，童心就不再仅仅是“陌生化”的载体了，它甚至也是“熟悉化”(吴晓都：《文学性：文论研究的核心追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3版，2003年12月11日)的表征。这好比童年游戏，熟悉与陌生本来就是二而一、一而二，一枚铜钱的正反两面。
古义人显然也是他这个时代的“童子”，一个以本真对抗现实、抵御世俗的童子。
温陵居士李贽视童心为本真之源，谓童心失，则本真失。盖因“童心者，心之初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人，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发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
“夫心之初，曷可失也?”但古今圣贤又有哪个不是读书识理的呢?这不同样是一对矛盾、一种悖论吗?于是李贽的劝诱是“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
安徒生从西班牙作家马努埃尔那里借来《皇帝的新装》，却把戳穿谎言的任务交给了一名儿童，而非原先的奴隶。这样一来，安徒生便为李贽的童心本真说提供了极妙的佐证。
美则美矣，然而它实在只是李贽的一厢情愿、想人非非罢了。因为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住自己、留住童年的。这的确是一种遗憾。
好在童心之真未必等于世界之真，人道(无论是非)也未必等于天道(自然之道)。由于认识观和价值观的差异，真假是非的相对性无所不在，其情其状犹如应的是宝玉的童心。宝玉从“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到被一僧一道点化为“枉人红尘若许年”的“蠢物”，是命中注定不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他这个蠢或可对应堂吉诃德的疯，总之是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仿佛童心之于充满狡黠的市侩和功利、高明的欺骗和虚伪的世界那么不合时宜。而这种不合时宜在《红楼梦》中又恰好与空灵、无为的释道相吻合，进而以对抗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儒教。和《堂吉诃德》这么一比，我们就会发现，蠢、呆、疯、癫、梦、幻之类的词其实自始至终伴随着长不大的宝玉。何况，一如浮士德之与魔鬼，宝玉与释道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