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大江健三郎的“边缘文学”
作者：姜 楠
面对大江这个虔诚的小听众，祖母以目击者的口吻讲述明治维新前两年发生在山谷里的农民暴动以及村子的历史。这些有关当地历史的叙述，使得年幼的大江感受到一种“与祭祀时的昂扬同质的东西”。在多年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等许多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楚感受到这种“祭祀时的昂扬以及想象力的解放”。此外，森林中的鬼怪精灵，是祖母喜爱
讲述的另一类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当地的传说，也有些是祖母的“即兴发挥”，其中每每出现的“大树”和“灵魂”，日后更是成为了大江诸多作品中的重要意象。(许金龙“大江健三郎简略年谱”)
可以说，祖母是大江最初的文学启蒙者。不幸的是，在大江八岁的时候祖母就离开了他。翌年，父亲也猝然离世。此后，母亲独自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大江的责任。
大江的母亲是一位熟悉并热爱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妇女……受到母亲的影响，大江很小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祖母过世后，母亲替代祖母继续为大江这个唯一的听众讲述当地的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引发了大江的浓厚兴趣，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深知书籍的神奇力量”的母亲“千方百计地为我搞到了决定我后来文学生涯的两本书——《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虽然这两本书在当时的日本被定义为“敌国文学”，但是母亲宁愿用珍贵的大米到松山市为大江兑换“敌国文学”，也不肯让大江接触和阅读战争后期政府印刷的那些宣传超国家主义(即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的出版物。(同上)
我们从大江的获奖演说中可以知道，幼年阅读的这两本“敌国文学”作品，对大江成年后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想象力的形成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大江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为自己在森林中的阅读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从《尼尔斯历险记》中则“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江健三郎《我在暖昧的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极为惨烈的最后阶段时，大江村中战死者的人数直线上升，举办丧事的日子也越来越多，四处飘荡着死亡的恐怖。在学校里，老师经常会喝问：“如果天皇陛下命令你们去死，你们将会如何呢?”大江在和其他孩子一同大喊：“去死!切腹去死!”的同时，却因紧张和恐惧而两腿颤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就要被杀死。为了摆脱这一切，他时常跑到森林中或是钻进自己搭在柿子树上的“图书馆”，向树木花鸟倾诉。(大江健三郎《战后时代的印象》)
高中毕业后，大江只身到东京求学。大学长期的借宿生活，不仅使他身体营养不良，在心理上也体验了可怕的孤独。也是在这一时期，转入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的大江接受了存在主义。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大江对人生的理解充满了焦虑，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也总是关注在残酷现实面前无所适从，被推向社会边缘的人群。
如果说幼年时代和寄宿生活的孤独是使大江选择走向“边缘”的一个要因的话，那么1963年长子大江光的诞生则是促使他从“边缘”走向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的重要契机。大江光由于头盖骨先天性缺损导致脑组织外溢，从出生直至秋天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之中。以往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存在主义的困境成为活生生的、无法回避的现实，大江不得不面对着无法逃避的选择——要么放弃为将来注定要成为智力残疾的幼儿进行手术治疗，任其幼小的生命结束；要么勇敢承担起父亲的责任，积极抢救这个将来注定要成为智力残疾的可怜婴儿。大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一凄苦而独特的个人体验使大江得以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创作主题，关注所有边缘人乃至全人类的生存状态。其后不久，大江写了《个人的体验》和《广岛札记》这两部作品。
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但埋葬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也迫使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管制。战败在一直是接受国粹主义教育的大江心中，也唤起了十分深刻的毁灭与屈辱的意象。
我学到的第一句外国话，就是那句耳熟的打招呼话：Hello!这是用来跟谁打招呼的吧。是的，这是跟占领日本、进驻日本的外国人打招呼用的。外国兵扔给我们点心、香烟。孩子们争着抢着拣。我自己手里也紧握着一把扔过来的巧克力。这事儿我不想隐瞒。这是可耻的记忆，但也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大江健三郎《战后世代的形象》，载《严肃地走钢丝——为了第三部的笔记》，文艺春秋新社，1965年版)
这段描述，充分说明当时不得不接受的被占领的现实，对民族意识极强的日本国民来说是多么严酷。
战后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与战前不同的景观，促使大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现状、命运进行新的思考：
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
在大江看来，日本处在世界的边缘，由于历史的因素，它既不能被亚洲完全接受，也不为西方真正理解。而就大江自身而言，他的出生地四国又是日本本土的边缘。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导致的孤立，使得大江痛悟，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对社会文化结构作新的认识。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前繁荣后面隐藏的危机：传统道德、理性、信仰的丧失，使人们感到活在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孤独的，再加之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与物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人们处在冷酷无情和苦闷之中，周围充斥着肮脏、丑恶和混乱，人的命运被强大的异己力量所左右，精神世界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对我们日本青年来说，只能是一个抽象的词汇。我很小的时候，发生了战争。在那个英雄的战斗的时代，年轻人满怀希望，把理想挂在嘴边……理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场上的语言。理想，是同一时代人相互之间的友谊，但那也是战争的时代。今天我们的周围只有欺骗和猜疑、傲慢和轻蔑。和平的时代，这是猜忌欺骗的时代，这是孤独的人互相轻蔑的时代。”“理想，友谊、宏伟的共生感，这一切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存在过。我生不逢时，生得太晚，却又生得太早，赶不上下一个友谊的时代、希望的时代。”(大江健三郎《性的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88页)大江笔下的年轻一代，成为精神失落的一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