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
作者：李存山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惇)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入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做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对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一文，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故有涉及。此文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思想史的评价就会扞格难通。
我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考证了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这句流行甚广的评价。我认为，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
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做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做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概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因如此，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人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功利或财利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Ｏ)。我们暂不评价以“理财”为急务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范仲淹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由山东的青州徙知安徽的颍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见，王安石原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他说范仲淹一生“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且，他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做了高度评价。然而到了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面对“党争”的压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这是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一个转向。可以想象，当时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