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礼制传统与明清京师文化
作者：李宝臣
社会不断变迁，风物制度一变，社会心理的显示形式随之而变。但是人心，古今应是一脉相通的，求幸福、求愉快、求平安、求长寿是一样的。象征性的概括只属思辨范畴，世间的幸福与苦难从来都是具体的。因而，时代的观念幸福必须与时代的制度和时代的生活模式放在一起来讲。
关于情理解题的举证一：皇族与正黄旗双保险的纰漏
曾经有一家烤肉店开张，几个朋友一道去品尝，感觉不错，不免夸奖几句。老板闻之，过来自吹起来，没说几句，便说他是皇族。在座的几个朋友都是旧家出身饕餮之徒，听此话不禁哑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几年，就很难再听到谁是穷人出身，张口介绍都有些来历，有的听起来还很吓人，显然又回到昔日的社会评价系统当中，遵循原来的文化价值标准了，而且有些人丝毫没有改掉夤缘攀附自吹自擂的毛病。说来夤缘攀附，并非只是简单的虚荣心作怪，而是拓展社会关系增强信誉度的常用手段。一般而言，个人的可信度与其实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个人实力包括许多方面，其中家世构成重要因素，尤其对年轻人更显突出。过去某位贫民创业暴发后，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续家谱。自己家不行，就通过联宗或购买实现。世事变迁，发达的家族没有一个能够经久不衰的，孟子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败落家族的子弟往往靠变卖为生，卖来卖去，卖得没什么可卖了，有的就把家谱卖给了同姓的暴发之人。暴发之人认别人的祖宗做自己的祖宗，也就是避讳自己的穷命，同时也为自己进人上层社会找到了血缘根据。虽然，中国人大都明白世事变幻无常，也接受平步青云脱颖而出的布衣之士，但是血缘意识却根深蒂固，血缘伦理文化观念，血缘价值判断标准，常常让人不由自主地攀高枝。在一个事事都要问问来历的国度，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就成为他社会地位的重要光环。其实，自己没本事，偏要抬出祖宗壮门面，往往是自取其辱而已。自己有本事，又何必把祖宗常挂在嘴边，惟恐他人不知?常言道英雄不问出身，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没有一个是躺在祖宗余荫中成长起来的。
那位开店的老板讲他是皇族不外两个用意。一是想证明他做的烤肉买卖可谓正宗，地道的老北京做法。二是拉出皇族，立刻表现身份与众不同，从而推销自己的产品。其实，让我们觉得好笑的是他大可不必说自己是皇族，不说倒好，说了反而可能帮倒忙。倘若他办的是文化事业，如古玩字画，珍宝奇玩，或是研习礼教、礼仪，或是声色犬马吃喝玩乐，攀上皇族或许有些帮助。因为在清朝，皇族除了近支王公有机会参与朝政外，一般王公、世职以及宗室大都无所事事。闲必生事，闲必找事，因而，凡是享受的事情无不与皇族结缘。国家财政保证了他们的衣食无忧，同时限制他们除了做官和充任军职外，决不能经商做工。皇族深谙一门手艺的寥寥无几，特别是厨行，社会地位底下，皇族即使落魄了，想学一门谋生技能，厨行也难人视线之内。
烤肉是很平民化的食品，非把大众化的东西和皇族搭上关系，碰上真正的吃主就要产生疑问了。其实烤肉起初不过是街头摊贩的营生，与现在满大街屡禁不止的烧烤摊强不了多少。昔日京城的传统烤肉，就是街边的一个摊位，炭火上支起炙子，羊肉也好，牛肉也好，切成柳叶片先用酱油和佐料煨上。吃法分文吃、武吃两种。露天经营时代流行武吃，筷子一尺八，客人有座不坐，站在炉旁一脚踏在条凳上，自己翻烤，沽酒一喝；文吃是由摊主烤制，不必客人自己动手。北京现在有两家经营烤肉的名店，烤肉宛与烤肉季，起初都是街头摊贩，烤肉宛以烤牛肉见长，烤肉季以烤羊肉为主。
烤肉进入店堂经营以后，武吃就逐渐消亡了。武吃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中形成的习惯，类似现在的自助餐，只不过种类单一。过去烤肉生意的旺季在秋冬，尤其冬天气候寒冷，坐在露天之中，更觉寒气袭人，而且穿着臃肿坐食不便。武吃形式体现了个体经营的智慧，既减轻了摊主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投资成本，又使食客遂了肉片老嫩的心愿。武吃的特点就是站着，失去了环境，就不可能继续下去。谈话之间，饭店的老板似乎看出我们对于他的皇族出身不以为然，因而又添上一句我家是正黄旗。不说倒好，此前还只是认为他大可不必搬出皇族出身来宣传他的烤肉生意，不很怀疑其皇族出身的真实性，说了倒引出一连串疑问。张口自称是皇族，又加上正黄旗，似乎是双保险，其意不外使我们相信。其实问题恰恰出在将皇族与正黄旗扯在一起上。
自从清装剧如雨后春笋充斥银屏以来，人们对清朝流行的制度名词大都耳熟能详，然实质内容，多不甚了了。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行政与军事组织，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完备于清太宗皇太极。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人关以后，八旗制度没有推广，只是在人关之初，把一部分明朝高级降将和旧朝勋戚编入八旗汉军。有清一代，在行政组织层级上，始终贯彻以八旗制度管理旗民，以郡县制度管理汉人。汉人兵民分治，军队通过招募组成，号称“绿营”，就是军旗是绿色的。
说起八旗，现在人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以为正黄旗最地道，凡是皇族都属于正黄旗。正黄旗亦称“整”黄旗，就是旗帜通体都是黄的。
其实，八旗本无高下之分。清朝人关以前，宗室亦分八旗。惟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人。所以，如果非要从政治亲疏上分出高下，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镶黄旗，而不是正黄旗。镶黄旗内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其他宗室。稍后，皇权进一步加强，正黄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统属，正黄与正白两旗，原本皇族甚少，且都为远支宗室。人关以后，宗室王公皆分隶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拨人这五旗，再无人正黄与正白旗的人。如此始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实际上，上三旗与下五旗只是相对于包衣佐领而言的，而与皇族和普通旗人无关。皇室管家内务府三旗和包衣佐领，主要服务于宫廷，也分满洲、蒙古、汉军。下五旗亦设包衣佐领，皆为王府所属，各随其主之旗。
包衣是满语音译，即奴仆之谓。同样是做奴仆，伺候的主人等级之间的区别，当然可以成为一种身份等级的标志，靠近皇上的人获得升迁与利益的机会肯定要远远优于下五旗的包衣。奴仆争攀高门的心态也许比常人更为炽烈。清代内务府旗籍，跻身庙堂高位者多矣。常有人说，在清朝，八旗官员对皇上称奴才，汉人官员对皇上称臣。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十分准确，扩大了自称奴才的范围。非内务府旗籍的八旗官员也不称奴才。有的八旗官员为了向皇上邀宠，召对或上折时，自称奴才，曾经受到皇帝严厉的斥责。至于八旗组织的旗民，分京师八旗、外火器营即京西蓝靛厂八旗、健锐营即香山八旗、圆明园八旗、守护宫城的护军八旗。驻于京外要冲之地的称驻防八旗，如江宁(南京)、荆州、福州、广州、杭州、成都、西安、宁夏设将军管理，稍次之地设副都统管理。
作为组织形式，八旗之间并无寻常理解的有高低之分。入关之后，八旗皆统属于皇帝，各旗事务不再由本旗所谓旗主王公做主，而由朝廷委任都统负责，直接通向皇上。同样都在旗人社会中生活，正身旗人的地位高于包衣，并不因为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