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关于“非卖品”

作者:冯 英




  这是一本比32开本略小的册子,蓝色的封面,封皮的左侧一条血红色的书签,上面用粗粗的黑框框起“东北义勇军概况”七个经过艺术加工的大字,显得格外醒目,封底下端一白纸小签即本书的版权页上,竖排印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印 非卖品一九三二·八·一五”。说它是小册子,因为它既薄又小,只有86页。但它却包含了“义勇军之缘起及经过”、“义勇军之成分”、“义勇军之编制”、“义勇军之指挥”、“义勇军之弹械”、“义勇军之饷粮”、“义勇军之联络”、“义勇军之纪律”、“义勇军之战术”、“义勇军之后援”、“义勇军之冒滥”、“义勇军之效果”、“义勇军之战绩”等十三章的内容。全面记录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抗击日寇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这个让全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的国之耻,国之殇的日子,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摧毁我政权,劫掠我财物,屠杀我人民”,而当时的南京政府维护所谓国联盟约,“标榜和平,期以交涉谋解决;而人民则因受创过钜,奋起自卫。”时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东北教育会副会长王化一、辽宁省工商联合总会长卢广绩等,积极联络东北各界爱国人士,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救国会的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并发表了《告东北民众书》。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把组织和发动义勇军抗日作为最重要的工作,10月初,便在原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第一支义勇军队伍。这些爱国志士们,在白山黑水之间“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挡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战后,不论是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日本的历史学者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作了大量的研究,著述颇多。而这本《东北义勇军概况》可以说是第一本全面记录东北义勇军历史的专著。这本书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抗战初期历史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本书第一章“义勇军之缘起及经过”中,汇辑者以表格的形式展现了东北义勇军五十四路兵力及驻扎地点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路别”、“司令”、“驻扎地点”、“原有人数”、“现有人数”五项内容,原有人数上万的共有四路:活动在黑山一带的第一路冯亚超部;活动在新民一带的第四路耿继周部;活动在朝阳一带的第二十六路张鸣五部;活动在义县一带的第二十七路李宝连部;其他基本都在五千人以下。最少的是活动在怀德一带的第十二路姜云霖部,活动在热河一带的第十七路李芳廷部,人数都在千人内。根据此表统计,五十四路军当时原有人数近十四万。在现有人数上,各路基本上与原有人数持平或有所增加。但原有在万人以上的第一路和第二十六路却有了大幅度减少。第一路由原有11000人,减少为5000人;第二十六路由原有12000人,减少为2500人。增加最多的是活动在黑山、彰武一带的第二十路金子明部,由原有的1500人,增至12000人。整个五十四路军的人数比原有人数增加了近3万。根据表中所示,当时五十四路军除了第三十一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一带活动,第十一路、十二路、四十一路、五十三路、十四路的一部分,四十七路的一部分在吉林省的西南部活动,第十路、十七路、二十六路、四十二路在热河一带活动外,其他各路基本都在辽宁省境内活动。五十四路军(后增至五十六路)主要系步兵,另外还有二十七支约49000人的独立支队;六路骑兵;十三路特种编制,如辽西第二军、辽南义勇军、辽东义勇军等;1932年4月21日,又将实力日见扩大的辽东义勇军编为十九路,唐聚五任总司令,原辽东义勇军司令黄宇宙为副。此外另有民团、别动队因系秘密活动,人数、驻扎地点及领导人未列入表中。
  《东北义勇军概况》除了是第一本全面记录东北义勇军历史的专著有其本身价值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本书的列表中,一位对义勇军情况极为熟悉和了解的人,用铅笔在列表的天头、地角处以符号▲▲、▲、L、X、I等形式对各路兵力作了简要的分析,这对我们今天研究义勇军的成分及构成、甚至其后的“抗联”组织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其中符号▲▲表示有“实力、有战功、名誉最好者”,共有14处;▲表示有“实力、平平、无所表现”,共有23处;L表示“实力甚少而尚能自立者”,共有18处;X表示“极不可靠者”,共有3处;I表示“或改编或溃散者”,共有40处。另外还标有“取销”的有9处;标有“国民党”的有3处:石槃的第十三路,金子明的第二十路,韦世民的第三十一路。标有“归何绍南”的是李芳廷的第十七路;“归朱霁青”的是刘春起的第三十四路。在吉北各县总指挥李海青处标有“为马占山”;吉东各县总指挥王德林处标有“为李杜”。
  笔者这里将其中“名誉最好者”和“极不可靠者”作一介绍。标识者认为,属于有实力,有战功且名誉最好者为活动在营口、盘山、海城、义县的第二路项忠义部,活动在安奉线的第十九路徐文海部,活动在本溪的第二十八路邓铁梅部,活动在辽中、辽阳一带的第三十八路吴宝丰部,活动在绥中的第四十八路郑桂林部,活动在沟帮子、北镇、大虎山的第一支队于百恩部,活动在黑山一带的辽西第二军王栋忱部,活动在庄河、岫岩、复县的辽南义勇军李纯华部;辽南前敌总指挥张海天,辽东义勇军的第五路张为东路,第六路李春润部,第十一路王彤轩部,第十三路邓铁梅部,第十六路孙秀岩部。而属于极不可靠者,是活动在热河一带的第十路吴朝纲部,活动在阅源、铁岭的第三十三路陈济新部,还有活动在岫岩一带的第十一支队刘炳章部。
  仅数月,义勇军队伍在辽宁一省就已扩大到二十余万人。为了切实管理日渐庞大的义勇军队伍,1932年4月,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决议,将辽宁全省划为五大军区,每一军区设一总指挥,统辖各路及民团。在本书的第三章“义勇军之编制”中,汇辑者将总指挥部的编制、x路司令部的编制用“处别”、“编组”、“职掌”等名称,以表的形式作了详尽的介绍。
  过去一般认为,东北义勇军是一个自发的、无组织的抗日团体,本书在第二章论述了义勇军成分的复杂性。在地域上,本地人约占80%,外乡人约占20%。在身份上,曾为土匪者约占20%;农民约占50%;曾服兵役者约占25%;知识分子约占5%。在财产上,无财产者居多,约占80%;但拥有良田千顷,资金钜万,而不堪忍受日寇铁蹄之蹂躏,执干戈以保卫社稷者,约占20%。由于成分的复杂,难免鱼龙混杂,又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训练,加上“兼无饷粮,衣食不周,向百姓迫索,举动逸出轨范,迹近骚扰,实在无可讳言。”但本书的汇辑者也对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做了客观的分析,笔者将其归纳如下:
  第一,当时义勇军饷粮基本由爱国志士慷慨捐助,没有固定来源,“而用途浩繁,因是益感拮据”,于是不得不取之百姓。然而成千上百的义勇军,每到一村一邑,要吃要住,百姓穷于应付,“不免感受痛苦,因生怨恨,时起冲突”。
  第二,九一八事变后,有不少原为绿林中人,面对倭寇横暴,“则怒目横眉,誓除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