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一个阶层的历史命运
作者：张桂华
三本著作的关系及各自特色
同一主题的三本中国人的著作，四五十年前几乎同时在美国以英文写就，于今又先后回译为中文，这一“出口返销”至少对中国学术界是件好事，为我们了解社会学前辈的工作成果提供了方便。
费孝通的《中国绅士》出版最早(1953年)而译文最晚。这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著作，是费孝通从自己的《皇权和绅权》《乡土重建》中选了部分章节，又增加若干内容口述给美国雷德费尔得夫人，再经由雷德费尔得夫妇整理编撰后成书。可能也为这一原因，费生前始终未将此书如《江村经济》那样再译回中文出版。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初稿完成于1955年，修改后作为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1966年由美国纽约Atherton出版社出版。周撰写此书的材料，主要是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云南昆阳县实地调查所得的四十七个绅士的生活史，周先于初稿写出了这些个案。雷德费尔得夫妇编撰费孝通的书时，就近(同在芝加哥大学)从周荣德所写个案中选取了六个，由周译成英语，将其作为费书的附录一并出版了。费孝通《中国绅士》一书，周荣德虽然在《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中也作为参考材料引用，但不知何故，这一层重要关系周却没有加以说明。费书中收入周的个案，并不出于费本人意思，因此，费的《中国绅士》译者也未译周的个案，这是费书英文版和中文版的主要区别。
张仲礼的《中国绅土》与费书，没有周书与费书那样的内在关联，却有着出版时间前后的外在关联。两书同名，同样的主题，费书在前而张书在后，更重要的是费孝通为张仲礼前辈，是已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在西方也有一定影响。这就使在紧接费书之后再出版张书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替张书作前言的弗兰兹·迈克尔在一脚注中特别说明：“民国时期的‘绅士’曾是费孝通在若干领域研究的对象。然而费孝通也试图用他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来解释帝国时代的绅士。自从本书(指张书——笔者)写作完成后，费孝通的多篇论文也以文集的形式重新发表，题名为《中国的绅士》，其中有罗伯特·雷德费尔得所作绪论和周雍德(ChowYang-the音译)所撰写的民国时期的六个人物传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这些关于民国时代有选择的叙述与来自中国古籍的某些随想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时代绅士的研究，尽管该书已作了这样的说明，并冠以这样的书名。”为出版张书，这样的说明是可以理解的。费书译者却认为这种批评尖锐，于是说明两书所用研究方法不同，费用的是社会人类学方法而张用的是社会学方法。并指张书也有缺点，又引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也曾批评张仲礼和迈克尔的其他著作等等，这就无甚必要了。何况，费书原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著作。
三本著作虽然主题相同，却是三种不同类型的著作。
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用的是历史文献材料，主要成绩在于将零散杂乱的各种记载加以系统分类，尽可能作了数字化的统计整理，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工作。不过，从其论述旨趣来看，张书更注重的是西方“中国研究”视角而不是普通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不过是为其史料的整理归类所用的一个特定框架而已，因此，与其说张书是社会学著作，倒不如说是历史著作显得更为恰当。
周荣德的著作可看作一部绅士生活个案史，这显然与成书过程有关。周是先写成几十个绅士的个案，再集合成书的。但从社会学研究而言，这仍然是一部个案。周书取的是正规社会学学术著作的样式，先定义概念和方法，再说明所据以立论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基本理论，尔后才是具体内容，将原已写就的几十个个案按理论结构打乱后分类剪裁，再加以综合描述。从最后成书来看，除数据统计外，周原来写成的四十七个个案并没有全部用于著述，仅用了一半左右。不过，即便没有此书，仅以原来写就的这些个案原样出版，本身也是极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若将张周两书相比较，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应属定量的“普查”式研究，尽管材料并非亲自调查所得而是历史文献。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则属定性的个案调查研究。定量普查和定性个案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两头，位于其中间的是社区调查，费孝通的《中国绅士》正可作如是观。
费孝通做过不少社区调查，“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都属社区调查。费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完全符合一般社会学、人类学正宗，但他从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不妨说是“中国式”研究途径，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社区研究方法。费在《乡土中国》后记中说：“社区分类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会发现每个社会结构都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因此，《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按费的这种分类，《中国绅士》应届前一种与历史学相通的社区研究。费孝通的研究路径，是从人类学实地调查起步，以社区调查为基础，由功能分析人手揭示其社会结构系统，提炼出一个可供比较的类型，然后由点及面，积少成多，通过一个个具体社区类型的比较研究，从而达到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整体理解。若将这部《中国绅士》，视为费孝通著作的话，它不似江村、云南三村那一类具体社区调查，而是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总体描述，虽然辽阔而简略，但若联系他此前所做的工作，将其看作他前期所有社区调查研究的连续和在此基础上的总括性概述，此书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前述弗兰兹·迈克尔对此书的批评，单独而言不算错，联系费孝通所有研究来看，就未必正确了。
绅士阶层的社会功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绅士阶层具有怎样的功能?它的存在是怎么可能的?当近代西方文明入侵，中国随之而发生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巨大变化后，这个阶层的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和可能?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巨大社会变化的关键。三本著作就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做了解答。
对中国绅士的界定，三本著作略有区别而大体相似。所谓绅士，指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经济结构中是地主，在政治结构中则为官员，做官需具备功名，功名的取得主要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绅士，其主体(不在人数而在地位和影响)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结合，有足够田地是绅士的基本条件，做官从政和居乡为绅不能得兼于一时，通常是做官在前为绅在后。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官员是以后的绅士，而现在的绅士就是过去的官员。按费孝通的说法，官员是其职务，私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