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0期

一位日本知识分子的肖像

作者:赵京华




  一
  
  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小森阳一,是当今日本知识界广受关注的学者和新生代左翼批判知识分子。他生于东京,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师从龟井秀雄专攻日本近代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步入学术界以来,已出版专著、论文集近二十种。近年来,随着他与中国知识界交流的加深和其著作中文本的出版,也逐渐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小森阳一早年是以将文本理论成功引入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而闻名于学术界的,但自1995年前后,他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思想路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从以文本理论为中心的文学“内在批评”向注重“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和后殖民批判的“外在批评”,或者说从文学研究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伴随着这种“重心转移”,近年来他大幅度地跨出了一般文学批评的学术领域而深深介入到当下日本政治当中,在批判右翼知识界群体排外主义的极端民粹思潮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抵制新编历史教科书,推动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草根运动,以及与小泉内阁主导下的日本保守政治进行斗争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力图以上述“重心转移”为核心,简要地勾勒小森阳一从文本分析到政治介入的历程,供中国读者参考。
  小森阳一的学术研究起步于1985年前后,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体理论,通过对日本近代文学草创期的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和夏目漱石的《心》等小说文本进行大胆细致的解构分析,成功阐释了与西欧文法迥异的日语人称、时态、句法、文章的结构运作方式和形态,从文学文本的内部揭示了“近代日本文学”们生成过程。《作为文体的故事》(1988)和《作为结构的叙事》(1988)两部早期著作,代表了这方面的最初成果。这种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当代文体学的视角对日本近代小说进行的理论思考与文本分析,在今天或许已经成为研究者的一般常识和方法,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无疑具有文学观念和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当时,已有大量西方“叙事理论”和文本分析的书籍介绍过来。但一般粗浅的照搬模仿,也使得人们对这种“叙事”结构分析方法是否适合日本文学的实际产生了怀疑。小森阳一独自开拓的“叙事结构”分析法,来自对日本近代文学具体文本的深厚理解和对“日语”的特殊感悟(他少时曾经生活于属斯拉夫语系的布拉格,回国后经历了长时间与母语抵抗、斗争和接受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叙事结构”分析法具有本土化特征,“使文本分析的方法在日本最终获得了市民权”。换言之,他的批评实践在改变传统的注重社会历史分析和道德评价之文学研究的同时,成功地确立了文本分析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然而,1995年前后,小森阳一在批评方法和思想路径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重心转移”。我以为,这种明显的“重心转移”主要受到来自下面两个大的社会和文化思想语境的促动。一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理论批评界大趋势的变动,即以“文化研究”为先导相继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析”、“差异政治学”、“女性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等所代表的注重历史、阶级、身份、政治,强调文本外部之社会历史语境的批评走向。1993年,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小森阳一开始关注文学与媒体的关系。他与学界同人在岩波书店的《文学》杂志上联合刊发两个特辑——“媒体的政治力量”和“媒体的造型性”,通过分析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以报纸为中心的新闻媒体,其话语编制如何推动了“近代文学”的诞生,近代文学这个作为创生“国民”的媒介,又与新闻媒体一起怎样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从文化研究的视角阐述了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基础的“民族主义”之深层关系,给读书界留下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之后,小森阳一进而开始关注后殖民理论。我们知道,后殖民理论从诞生一开始便对帝国、殖民、种族、性别差异、国际资本流动等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透过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资料,针对民族独立以后与殖民地统治时代不同的后殖民状况的分析,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批判理论。后殖民批评家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予以批判,揭示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诸多偏见,乃至“文明”掩盖下的“野蛮”。这无疑也成了小森阳一文学批评方法论“重心转移”的重要理论参考,《媒体、表象、意识形态》(与人合编,1997)《“摇摆”的日本文学》(1998)和《后殖民》(2001)等著作的出版,便是结合国际理论界、批评界新走向,转变自身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具体成果。这其中内在于学术的文化政治指向,或者说学术与政治承担高度统一的批评理论,为小森阳一此后直接、深入地介入到对近代日本的历史批判和对当下保守政治的抵抗运动中去,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托。
  另一个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的整体保守化倾向和国民思想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状态的出现。众所周知,日本的战后政治体制是于1955年确立起“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即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的社会党相互制衡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民主政治模式。这个被称为“55年体制”的政党政治模式在持续了近四十年之后开始遇到了真正的危机和终结。进入九十年代,经济的萎缩不振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日本社会和民众心理开始蒙上重重的阴影。而冷战格局的崩溃使一直在美国保护下属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发生变动,曾被冷战体制掩盖的那场侵略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因而变得复杂起来。这就促成了日本社会内部开始出现整体保守化态势。
  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标志着“55年体制”的最终解体。1993年国会大选,政坛上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都遭到了惨败。这导致了1994年两个长期对抗的政党不得已组成联合政权,它不仅标志着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历史的结束,更反映了原来属于革新政党的社会党彻底的败北。在民主选举政治中,一个政党的倒台无疑象征着支持这个政党的社会团体和势力的衰退。社会党在1993年国会大选中惨败,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长期支持该党的社会群体,工会组织早已分崩离析。同样属于革新势力的日本共产党其情形也与社会党相仿佛。为了在选举政治中维持其生存,日共于1997年9月召开21大,确立了“对内不问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新方针。这也象征性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日共的左倾主义导致追随者减少和知识阶层左翼批判势力不断衰退的社会状况。与上述日本政治层面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相呼应而出现的,是一般国民层面特别是知识阶层中右翼一派以历史修正主义为表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之高涨。1995年在自民党内部组成了“历史研究会”,通过出版《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对那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出全面的肯定。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右翼知识人发起“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知识右翼形成阵势,其历史修正主义也一时流行开来。
  小森阳一等批判型知识分子走出学院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正是有感于上述日本社会语境的急遽变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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