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0期
美国往事
作者：吴 迪
1940年，罗素68岁的时候，纽约市立学院请他出任该校教授，全市的卫道士齐声反对。他们反对的不是罗素的学问——罗素是名扬欧美的大哲学家，跟北大重金聘请的某些“长江学者”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反对的是罗素的道德观。卫道士们担心，这位公开讲“性自由”的英国佬会把他们的子女教成小流氓。尽管学院院长向人们解释：罗素讲的是数学和逻辑学，不讲他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尽管市高教局明确表态欢迎罗素莅临讲学，但是当地的宗教团体还是不依不饶，他们发表决议，致书报馆，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一时间风雨满城。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给各报主编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先引了罗素的一些言论：“人类具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质问道：“像罗素这样的伤风败俗的老家伙有资格作青年人的师表吗?”
在舆论千方百计地把罗素搞脏搞臭的同时，一位勇敢的牙医太太以纳税人的权利为武器，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为准绳，把纽约市立学院告上了法庭。她的律师把罗素的四本书在法庭上一字排开，历数它们的罪名：淫荡的、猥亵的、污秽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亵渎神明的、大不敬的、撒谎骗人的、极其不道德的、思想狭窄的……牙医太太指着这些罪恶之书，质问法庭：纽约市立学院为什么用纳税人的钱请一个下流坯子当教授?如果吾家爱女将来进入这所学院，落到罗素这个恶魔手里，变坏了怎么办?麦克吉汉法官一听有理，大笔一挥写下了17页的判决书。判决书说：以学术自由为名，纵容教师胡说八道，散布诸如“任意性交是正当的”的无耻谰言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市高教局支持罗素来我市任教，实际上就是支持在我市开一个“诲淫”讲座。鉴此，本法院决定取消学院的聘约。
哈佛大学闻讯大喜，立马发电报诚聘罗素为该校教授。
这个故事是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讲的，我这里拾人牙慧是想说明，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很保守，宗教团体和民间组织是保守主义的两大主力。但是，美国是一个思想多元的社会，各种思潮、主义和势力既彼此冲突，又共生并存，保守主义不能一手遮天。因此，就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把在纽约被视为恶魔的罗素请到哈佛当教授的事情。保守中的多元或多元中的保守，这可以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特色”。
所有的保守主义都有两个世袭的领地，一曰道德，一曰政治。文艺最喜欢侵犯的也正是这两个领域，而电影则常常在入侵者中担任“前驱”的角色。由此一来，好莱坞就成了保守主义的眼中钉肉中刺。其实好莱坞只想赚钱，并不想惹事生非，它当上前驱实在是电影的娱乐本性使然——要吸引大众眼球，无非两条路：要么赶时髦，找刺激，出新出奇，领导潮流时尚。性与暴力必然成为主打；要么爆猛料，揭老底，暴露批判，伸张人道正义，政治和社会问题自然无可逃避。显而易见，无论走哪条路，主创者都得贴近实际，贴进生活，贴近观众。可是对于保守主义来说，创作上的贴近，就是领地上的入侵。捍卫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感，把美国的卫道士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他们挥舞着“爱国主义”和“纯洁道德”的旗帜，向电影开战。好莱坞被迫自卫反击，战争一打就是二十多年。
邵牧君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对这二十多年的战争做了详细的描述和精到的分析。根据邵氏的著作，我把这场战争细分成三大战役：第一大战役从1907到1908年，这两年是政府整肃电影业，电影业被动挨打的时期。第二大战役从1909到1921年，这12年是电影业自律，保守派进攻，业界自卫反击的时期。第三大战役从1922至1933年，这11年是好莱坞与海斯办公室软磨硬抗，海斯办公室与保守势力蘑菇扯皮的时期。用军事术语，第一次打的是“闪电战”，第二次打的是“阵地战”，第三次打的是“蘑菇战”。这场战争以保守派的全面胜利，好莱坞的投降服软而告终。1934年至1966年的32年间，是美国电影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二、从挨打到自卫
第一次战役虽说始于1907年，但蓄谋已久。美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揭露“城市政治腐败，贩卖人口的丑闻，对移民的剥削”，“支持劳工运动，抨击政客，常常对城市贫民的斗争表示敬意”，“总是让强盗、皮条客、高利贷主和吸毒者的身影与甜姐儿玛丽·璧克馥在银幕上平分秋色”。(邵著第7页，下凡引邵著，只标页数)所以，仇恨电影的情绪早就弥漫在美利坚的上空。宗教人士自命为“公共道德的卫护人”，把电影看成是精神毒品。大部分革新人士一方面揭露社会腐败，要求增加社会福利，一方面跟宗教人士一样，对电影充满了歧视和偏见。
在这一精英联盟的强烈要求下，1907年，芝加哥市政府发出了美国禁片史上第一个管制影片的行政命令——“所有的放映商在公映一部影片之前必须先从警察局长那里取得许可”。1908年圣诞，纽约市市长麦克莱伦突然下令关闭所有的电影院，并收缴了影院的营业执照。此举缘于不久前召开的听证会，人们在会上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为什么市政府一方面花费成百万的美元办教育，另方面却又容许电影‘毒害和腐蚀本市的儿童’”。(第15页)尽管在法院的干预下，电影院收回了营业执照，但是这一连串闪电式的进攻，把电影业打得溃不成军。
就在电影业昏头转向不知道如何应对之时，一个开明的革新团体给业界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绝好主意”：电影业成立自律组织——在公映前把影片交给一民间权威组织接受检查，业界欣然接受。有了民间的检查，就免去了政府的检查。1909年，十几个民间社团及教会组织联合成立了“全国评审委员会”，评委会下设一个百余人的执行委员会。评委会主席费德里克·豪和执委会主任柯里尔都是反对电影检查的开明之士，“都主张电影有权忠实地表现社会问题，不应粉饰现实。”(第17页)所以他们的手下人对送审的影片大开绿灯。电影业窃喜，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电影业高兴得太早了。由于不满意评审会的过度宽松，一年后，保守势力拉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序幕，各州市纷纷成立电影检查机构，制订出各自的检查标准。这些标准既相互矛盾，又高度统一。其共同之处有四：“一，禁止表现道德风尚的任何变化；二，禁止出现犯罪作案场面；三，禁止表现劳资纠纷、政府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四，不准触及任何性问题或对社会或政治事件有所评论。”(第18页)电影业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寻求法律的帮助——俄亥俄州的一电影发行公司向地方法院申诉，要求法院向当地政府发一禁令，停止电影检查。没想到，地方法院护着当地政府。发行公司又向最高法院申诉，岂知高法也站在地方法院一边，其判词说：“我们认为把言论自由的保证扩大到剧场、杂技表演或电影的主张是错误的或牵强的，因为它们都可能被用来作恶。”(第20页)是时1915年。
这件事是业界的大灾难，这一年是电影的转折点。费德里克·豪提醒业界：“如今政府对影片进行公映前的检查已成为法，而电影业最害怕的事情——各州、市纷纷制定的电影检查法——已成为现实。”今后摆在电影业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强化自律检查，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