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0期
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
作者：高全喜
时下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言之滔滔，似乎已成为学界各个领域讨论中国问题不容置疑的前提预设，但我对此持谨慎的态度。我认为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对于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就学术性来说，也有一个真伪之辨。现代性在西方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肇始于欧陆思想，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在英美的主流思想家那里，现代性并非一个真问题，只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所谓“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滥觞，才开始在北美学界泛起波澜。关于何为现代性，检索起来定义不下十多种，一般说来，它是指陈西方十五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发展与成熟而出现的不同于古代社会的那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思想意识等。本文的主旨不在考辨现代性之义理，只探讨它的真伪问题。
应该承认，现代性问题所隐含的人类历史形态的转型是真实的，西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是本质上不同于古代城邦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与此相关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文化意识、思想观念等等，都是古代社会从来没有的。对于这个方面的体察，德国思想家们从一开始(即从十八世纪的政治浪漫派和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感受尤深，一路下来，德意志民族的各派思想家(即德国自由派、保守右派和激进左派)，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经济学的新旧历史学派，到尼采、马克思、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卢卡奇，等等，他们的思路基本上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的，他们倡导的“永久和平”、“民族精神”、“绝对精神”、“共产主义”、“天主教大公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新世界等，都可谓是从这个(德国版)现代性问题中催生出来的。
按照我的理解，张旭东教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主要处理的便是上述德国思想家们的现代性问题，以一个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人的视角解读了一番德国思想中的普遍主义话语体系。在我看来，这个考察具有真实性。确实，德国各派思想家们对于现代性给予他们的德国之痛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德国是一个思想的民族，思想家们所共享的一种特殊能力就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把西方现代社会生成、发育、开展和成熟的内在机制提升或转换为一套普遍话语，在思想意识的漫游中走完了这个历程，并且真的就以为思想历程可以取代和超越现实历史。这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idealism)之所在。就这个意义来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如康德、韦伯等人，也统统属于这个传统，至于激进主义的左派和保守主义的右派，就更是如此。张著用相当的篇幅论述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话语，例如，关于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关于相互承认、国家主权、同质社会和文化认同等等，都有较深入的讨论。但令人遗憾的是，全书却没有一个清醒的关于德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认识，即上述核心命题在德国历史中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它们不是对英国社会经验的观念总结，就是思想家们的理想修辞，在德国思想中存在的真问题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也不是张著提取的文化政治之多元对话的可比性差异，而是概念与现实的分裂，是德国思想与英、法社会之间的紧张或隔膜。
关于现代性问题，中国学界目前接受的墓本上是一个德国的叙事模式，张著也是如此。关于这个德国版本，我认为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它从普遍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制以及思想文化形态。但是，应该指出，德国的叙事模式是有重大问题的，或者说包含着很多虚假的成分，因为各位思想家们带着德国的有色眼镜想象出来的现代性，都是资本主义在德国特殊经验下的现代性。这个德国思想中的普遍性究竟与真实的英、美、法等国家现代性的主流形态有多少关系呢?或者说，支撑着(德国版)现代性普遍话语的言辞，诸如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国家主权和同质社会等等，究竟触及了多少英、美、法等国家的社会核心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歪曲了英、美、法等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本质呢?
显然，在英国、美国乃至法国的思想中，德国人感受尤深的剧烈的现代性冲击并不存在。尽管英国、美国、法国都发生了革命，在此前后还出现了法国的启蒙思想、英国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德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革命，却出现了启蒙思想)，但从主流的英美思想来看，他们的市民社会形态、国家政体制度，以及相关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等，并没有显示出(德国版)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与过去生活的全方位的敌对和决裂，并没有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供非此不可的辩护。甚至在古典的自由主义那里，所谓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育成熟，完全是一个自生自发的演化过程，其中并不存在断裂和革命，任何社会都是一个自由扩展的体系。
德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与英美思想在路径上是完全不同的，从英美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现代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德国思想家们所揭示的核心命题不但在英美社会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而且在德国现实中也并没有真实地存在过。例如，在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国家主权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等方面，德国在现代性的几百年来并没有像他们的思想家们所揭示的那样为这些理论提供依据，它们多是从英国和美国那里转换出来的。德国思想家对英美世界的解释与英美的思想家自己的解释是迥然不同的。德国思想家们总是把英美社会纳入他们有关目的论的世界历史的德国叙事之中，总是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纳入一个宿命论的社会政治的历史逻辑之中，总是从极端的角度(或极左的激进主义或极右的保守主义)攻击英美的中庸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思想，以彰显德国或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在所谓世界历史中的独特地位。
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上述普遍性的德国话语在英美思想家们看来，或许恰恰是现代性之伪。本文关心的问题倒不是彻底辨析现代性之真伪，而是德国思想家们炮制的这个现代性之原因，即为什么他们要屡屡构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中的叙事呢?在我看来，这是德国问题的所在，也是对于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地方，这其中也许有诸多的原因，我粗浅地归纳了如下三点：
第一，德国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发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被动地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的社会进程之中的。从它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外来的、大的世界历史进程，因此，它更愿意把这个进程视为一个从古代到现代乃至未来的总体人类进程的一个主体部分，这样从精神上便得以与英、美、法等国家抗衡，以占据或至少没有输掉德国自己的主动性。无论这种努力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德国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力量，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固执乃至褊狭，这些尤其体现在各种极左的和极右的思想理论之中。
第二，尽管德国思想并没有完全真实地总结英美现代社会的本质，但他们有关普遍性话语的构建，是认同英美工商社会和法治宪政之基本结构的，这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