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0期

翻译需要敬畏之心(上)

作者:马元龙




  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知识的创新、思想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与翻译已经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研究对象是纯粹的国学,研究者也不可能坐闭域中对海外的汉学研究盲视绝听,更不可能拒绝接受新的方法新的思路。伴随中国在二十世纪以来开始的现代化历程的是,传统的思想范式和话语模式的现代转变,而这种转变的直接动因就是对西学的翻译。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翻译已经不仅是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的必要途径,而且成为一切民族进行文化建设、学术创新必不可少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翻译西学上曾经有过严谨、踏实的学风,那么这种学风到今日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打开今天的译著,十有八九令人不忍卒读,其中翻译上的错误不仅性质恶劣,而且数量惊人,不仅严重歪曲了原著的意思,而且文句不通惨不忍睹。如果没有一个忠实于原著的译著作基础,不仅有害学习与研究,而且连误解都不可能,可能的只是曲解、错解,甚至根本就是不解。
  笔者近五年来一直潜心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故此,就阅读所及,具体分析两本与拉康思想有关的译著,读者可以借此检验一下上述言论是否可信。
  首先来看收录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中的《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主体的位置与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一文,此文译者是张旭东,文章标题其实应当译为《拉康的想象和象征: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与主体问题》。本文作者弗雷德里希·杰姆逊(张译本为詹明信)绝对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学术大家,但我们目前要说的这个译本翻译得怎么样呢?
  例句一:
  原文:For the moment,however,we must retain,not Freud’s solution,butrather his formulation of the problem in terms of a dialectic between individualdesire and fantasy and the collectiv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reception.(p342)
  张译:在此我们必须坚持的不是弗洛伊德的结论,而是他通过一种个体欲望和幻想与语言和接受的集体性质之间的辩证法而对问题进行详细阐发的方式。(第199页)
  试译为:但是,我们现在必须保留的不是弗洛伊德的解决方案,而是他根据个人性的欲望与幻想和集体性的语言与接受之间的辩证法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明确阐述。
  张译将solution(解决方案)翻译为“结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于张译最后的“方式”更是译者自作主张加上去的,原文说得很清楚,要保留的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阐述”,而不是什么“阐发的方式”。另外也没有突出原文对欲望与幻想的个人性和语言与接受的集体性之间的对比。
  例句二:
  原文:rather, it has tended to remain locked within the categories of theindividual and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psychoanalyzing,as Holland puts it,ei—ther the character,or the author,or the public)…(p342)
  张译:相反,它封闭了个体或个体经验的范畴(如霍兰德指出,对人物、作者或公众都统统进行精神分析)……(第199页)
  试译为:毋宁说,它倾向于把自己封闭在个体和个体经验的一些范畴之中(如霍兰德指出的那样,对人物,或者作者,或者公众,进行精神分析)……
  原文说得很清楚,不是它(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封闭了个体或个体经验的范畴”,而是它倾向于把自己封闭在这些范畴之中;另外,在主句中是个体“和”个体经验,不是个体“或”个体经验,在括号中,人物、作者、公众之间的关系是“或”而不是“和”,张译在这两处恰好都理解错了。另外将rather翻译成“相反”也是不准确的。
  例句三:
  原文:the convention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theunconscious and the conscious,the personal or unknowable and the universaland comprehensible…(p342)
  张译:私人的与公众的、无意识的与有意识的、熟悉的和未知的、普遍的与可理解的之间的习惯性对立……(第199页)
  试译为:私人的与公众的,无意识的与有意识的,个人的或不可知的与普遍的、可理解的之间的传统对立……
  第三组并列的关系也不复杂,“个人的或不可知的与普遍的、可理解的”,但张译把这个并列硬是分成两个并列,“熟悉的和未知的、普遍的与可理解的”,真是令人费解;至于把personal翻译为“熟悉的”,则更加让人莫名其妙了,顺便提一下,他还把unknowable(不可知的)翻译为“未知的”,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页之中出现三处严重的错误,而且每处中不止一个错误,这是非常惊人的。下面再来看另一处错误比较集中的地方。
  例句四:
  原文:it iS at least clear tha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to be blamed forthe absence,in both 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until very recently,of a con-cept of language which would permit the proper answer to the objection.(p386)
  张译:显然,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还是精神分析中,十九世纪都要因为它的不在场而受到责难,直到出现一种语言概念能够允许对这种反驳作出回答。(第249~250页)
  试译为:显然,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还是精神分析中,十九世纪甚至直到最近一段时期都要因为它缺乏语言概念而受到谴责,后者对恰当地回答这种反对提供了可能。
  在这个例句中,张译可以说错得令人匪夷所思:十九世纪为何要为它的不在场受到责难?十九世纪如何可能不在场?这个句子的结构很简单,作者的本意其实也非常清楚:因为在十九世纪现代语言学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所以不能回答上文提到的责难。另外,张译将permit生硬地译为“允许”,其实它在这里的意思是“为某人某事提供机会或者可能性”。
  例句五:
  原文:For model-building and language-oriented philosophers,indeed…-foran intellectual climate dominated,in other words,by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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