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0期

友好不易,理解更难

作者:王晓秋




  “友好容易理解难”是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先生的一句名言。1975年竹内实先生在《日本和中国的接触与交流——以历史为鉴》一文中就指出:“友好这个词,说起来确实是并不怎么费力气的”,“如互相派遣代表团,举行宴会、握手、表达亲切之情等等,在那种种热烈的气氛中,其中难免虚假的应酬。”因此“理解总比友好更困难一些”。(《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5卷,第304页。以下出自该卷的引文均只标页码)1978年,他在《理解与友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在我看来,一国(或者民族、区域)与另一国之间,与相互友好的难处相比,还是彼此‘理解’更困难一些。说得极端点,可以说友好容易,理解难。”他还说:“我当然并不是反对‘友好’,而是觉得如果缺少‘理解’,其危险犹如在沙滩上建立起楼阁。”(第1卷,2002年1月,第371页)在这些思考和分析中,处处体现了一位正直、智慧的日本学者的良知和远见卓识。
  早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竹内实先生就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日中友好的基础尚未建立。他在1960年《对所谓桥梁关系的思考——谈日中关系的基础》一文中,曾引用日本作家武田泰淳在小说《风媒花》中对在中日两国之间搭桥的比喻。有人认为在日中之间的桥上涂上油漆,增添支柱,便能够实现“日中亲善”,而实际上日中之间“本是耸立着悬崖,横亘着深渊的”,“在两边已经崩溃的堤岸之间,想费力架起坚固的桥梁并走过去,是行不通的。假桥或临时的桥,在那激流面前已经腐朽了。”因此如果要架设一座新桥,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则是必要努力改造两岸的基础。”(第98页)日中之间的悬崖、深渊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中国的侵略形成的,要打好架桥友好的基础,首先是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因此竹内实先生批评日本有些人只把友好挂在嘴上,仿佛只需要向中国呼喊,却不去改变日本的现实。没有深刻反省:“这种桥梁究竟应该立足于什么新的基础上。”(第97页)
  在1969年写的《虚构的日中和平》中,他更尖锐地指出:日本政府自认为签了“日台条约”后日中已结束“战争状态”,其实这是一种“虚构的日中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是谁都无法否定的。”(第153页)有人想竭力否认历史上所欠的债务,“那必须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第154页)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承担起责任”,拿出真诚的认罪和赔偿的勇气。但他又预言:“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艰苦的历程。”(第174页)
  1972年通过田中访华,日中两国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不少人以为日中关系已经实现友好,可以一帆风顺了。竹内实先生却非常冷静地提出告诫:“对今后的日中关系,不应该将其描绘成玫瑰色的梦”,“应该慎用‘友好’二字”。(第235页)因为在近现代,日本从未尊重过中国的主权,“在我们面前还堆积着在战后日本各个时期留下的遗产”,“要是不正视这些事实的话,无论使用了多少美丽的词藻,只要时代一有变化,它们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第236页)他非常有远见地断言:“今后的日中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第239页)真是一语破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日本没有彻底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恢复邦交后,才发生那么多的摩擦、分歧和曲折。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许多人都沉浸在日中友好的气氛和幻想、憧憬之中。竹内实先生又及时提出警告。就是在这一年,他以史为鉴,回顾“日中友好的百年迂回之路”,指出一百多年前即1871年日中两国缔结丁第一个建交条约《日中修好条规》,可是1874年日本就出兵侵略台湾……过了一百多年才终于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他认为“也许只有当‘友好’不再挂在嘴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相互融洽(不害怕对方)的邻居。”(第347页)
  1981年,竹内实先生又指出:“‘友好’这个词显然已经用得有些过滥。”(第349页)八十年代初确实曾经掀起过日中友好的热潮。他引用1980年日本总理府的一份民意调查,在回答的日本人中,认为对中国感到亲切的达79%,认为日中友好关系发展了的达80%。(《朝日新闻》,1980年9月29日)可是,竹内实先生当时清醒地表示:“至于说能够保证这样的现象永远持续,并使之稳固下来,我却没有十足的信心。”(第350页)他预料如果缺乏理解和信任,“那种所谓的‘日中友好气氛’,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第359页)真是被竹内实先生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由于历史认识等等问题,尤其是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多年后“日中友好气氛”果然走向了低潮。据《读卖新闻》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回答的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多达67%,认为现在日中关系很差的竟占66%。(《读卖新闻》,2006年8月11日)前后反差何其大焉!难道还能以为日中友好那么容易吗?1988年1月1日,竹内实先生还发表了《质疑日中友好》一文,指出:“尽管处处在呼吁重视与强调‘友好’,却仍旧可见有损于‘友好’的现象”。他建议,与其唱高调、贴标签,不如“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第386页)先去了解、理解和尊重对方,并努力加强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纽带。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一位日本有识之士如何冷静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不为一时虚热的气氛冲昏头脑,始终执着地强调中日真正友好的基础是相互理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相互理解?日中之间理解的基础和关键又是什么呢?竹内实先生在许多文章中深刻探讨和剖析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和要害,那就是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战争责任问题。
  早在1967年,竹内实先生在早稻田大学纪念“七·七”事变三十一周年集会上的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说到和中国的关系,战争责任的问题始终是与对中国的认识缠绕在一起的。”“如果不摆脱所有的历史阴影,便无法推动历史的前进。”必须正视历史的启示,“如果真想忘记它,那当初就不应该那样做。要是当真忘记了的话,恐怕后来再也无法主动左右历史了。”“作为日本人,显然都应该反省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这种反省,不能只斤斤于残暴程度的大小。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刻挖掘这种肆虐的实质,弄明白如此肆虐源于何处,以及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肆虐?”(第140页)在这次演讲中,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从根本上说,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源于日本人思想的深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是源于天皇制思想。”(第141页)
  竹内实先生认为相互理解要设身处地与换位思考。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日本军队在南京中山陵的牌楼上,用带血的大字写着“十二月十日小林部队占领”。而中山陵是中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我们设身处地试想一下,要是改为把明治神社的鸟居上也写上字,那究竟会怎么样?”正因为对历史的无知,“才有那些肆无忌惮的残暴行径。”(第145页)对日中战争的历史,首先要分清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那日中关系尽管也有进展,但终归不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