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1期
制度转轨的声波
作者：陈卫星
最近十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为传媒的社会化功能放大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延伸空间。但是，人们又总是感觉大众传媒的话语能量与深化改革的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落差。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沟通协调和舆情呈现的作用。而作者发现，大众传媒行业及其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没能占据优先位置。作为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重要行业，其自身的改革始终具有被动性，这是一个矛盾。这一问题显然抓住一个改革过程中的症结，即改革的权力能不能也成为改革的对象?有别于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热心于大众传媒的经济效能的无数文字，作者的研究显示出针对复杂问题的学术勇气，从传媒行业运作机制的历史形成和演变、脉络展开，徐徐呈现出研究的针对性和案例性：从体制环境到媒介特性，从传媒生态到身份转型，从法规框架到制度约束，从业务流程到学理追踪，作者从容推论，考证详实，这不仅和时下泛滥成灾的空疏学风拉开距离，更凸现出问题意识的把握力度，在理论方法和问题逻辑的综合能力上达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亮点是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把广播行业经济结构的历史与新闻宣传制度的政策分析相结合，从而透视出广播体制有别于一般性经济体制的改革难度。和其他传统媒介一样，广播行业本身体现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属性，并呈现出社会历史环境的演进所标注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惯性，正如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所指出：“中国广播业在本质上目前依然是一个依附在行政体制架构内的行业，而非真正开放的行业，还不是真正进入了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的产业。中国广播业的行政依附和附属关系及地位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换言之，广播业的行政式管控和运行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广播行业中的延伸和体现。”(《动力与困窘》第395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观念的透视，即制度塑造人们的思维，安排人们的记忆。制度本身决定组织性活动的行为逻辑，从而成为一种合法性机制。作者的历史回顾着眼于广播行业生成的结构关系，充分阐释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我们的大众传媒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作用。比如，从延安广播电台的体制原型到以北京为中心的体制放大，从经济改革所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引导的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适应社会传播体制管理改革的1983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的颁发和执行。
当然，制度本身既是现实行为的指导原则，又是以往历史经验的结晶，同时还预示着未来的选择。作者对问题的探讨注重通过追寻制度形成的历史轨迹来梳理中国广播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来源，并从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出发，试图找出与广播体制改革相关的结构性关系和历史性关系。特定制度状态往往都是集体行为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和资源分配和激励方式的制度安排有关。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是对应的，即增加大多数人的选择机会，扩大人们从事他们有理由认为是有价值的一切活动的实际自由的过程。就大众传媒自身来说，社会主体的身份认同和信息资源的赢利性质要求形成舆论市场，并在改革进程中起到建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走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只有充分地对大众传媒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进行阐释，才能够明白政治需求的传播政策定位。当政治架构在安排“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时候，经济过程亦要回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而这始终是一个制度安排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例关系问题。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国家通过政策和政治作用影响传媒效益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通过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行动影响资源的分配，影响经济作用的成本和利润分配。那么，反过来传媒市场和经济力量又影响着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也影响权力和利益在各方面如何分配。双向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效率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产权的所有制、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关系、经济主体的投资状态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而一种形式的制度变迁要花费多少成本才为社会所接受则取决于既得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正如两位研究媒体政策的外国学者简·冯·库伦伯格和丹尼斯·麦奎尔所指出：“在当今社会，人们至少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进入传播工具的差异或是从传播中获取益处的多寡(信息、联系和渠道)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页)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表现(representation)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对生产关系的引导是从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的递进过程，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针对信息传播与社会管理的关系，作者表现出了忧虑：“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如果整个社会的新闻和信息流传，至今依然需要依靠计划经济时期确定的、限制进入的行业管理管制方式才能够保证的话，那么整个传播系统和社会运转将面临和承受越来越大的冲击和震荡，也积累着巨大的潜在危机。”(第271～272页)如果我们认真考察社会治理的有效性，那么就会看到政治失灵和市场失灵一样，还是缺乏一个有效的信息机制问题。而这种缺失则会影响到如何在体制改革中建构新的政治发展范式。总之，信息传播结构的治理在根本上涉及到如何建构政治发展中新的合法化叙事。
和其他行业一样，中国广播行业最大的制度创新是经济自主权的扩大。从市场催化的角度来看，经济权利的扩张是主要的动力机制。作者认为，198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37号文件最大的意义是向广播、电视行业内引入了商业经营元素或成分。这一突破性变化在当时又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力博弈的结果。它所确定的规则是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地方各级政府兴办广播、电视的绝对审批权，在行政管控系统内部实行“权力下放”，以换取地方投入的积极性，形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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