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1期
《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评传》序
作者：严家炎 卢晓蓉
本书的主要作者吴洪成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后，来到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徜徉在这座由卢作孚先生亲手设计和创建的、有着浓郁乡村气息，又不乏现代文明特色的小城里，吴先生对这位一生都在探索和开拓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先辈充满了敬仰之情。同时，他又以江南人特有的细腻、敏锐和教育史博士生导师的专业眼光，发现了这座“共生矿”尚未开发却又亟待开发的一个资源，那就是卢作孚在教育事业方面的宝贵遗产。“共生矿”是丰富、厚重而多元错综的，开发它的工程也是相当艰巨的。卢作孚作为一代爱国实业家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但作为一代教育家的地位，此前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但是卢作孚“作为教育家的角色如何把握，怎样定位，已有的成果看来因其零碎、局部及片断而远未能解决这样的困惑”。可喜的是，吴先生没有在这样的“困惑”面前止步，而是勇敢地开始了“着力挖掘、刻意探求”的艰难学术历程。尽管后来又转到河北大学任教，吴先生仍然“情之所至，任之所托”，带领南北两地的学生，“未敢稍微懈怠，总是在构思卢作孚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相关问题”，历尽十载艰辛，终于“完成昔日重庆的诺言及愿望”。
《评传》在体例和结构上的一大特色是集人物传记、历史撰述和学术论著于一体。传主卢作孚先生，虽然在这个世上只活了59岁，却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并且在几个方面都各有成就，对任何一位想为他立传的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年郭沫若曾向卢作孚毛遂自荐，要写他的传记，卢作孚婉言谢绝说：“我的传记只能由我自己来写。”大抵也是缘于此项工程的浩大与复杂。而《评传》不仅要为他立传，还要以科学的态度确认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任务就更加繁重。为此，《评传》集思广益，举重若轻，不是以时间顺序叙事，而是以论题内容谋篇，走出了自己的新径。《评传》首先以“奋斗人生”一章的篇幅，精炼扼要地再现了卢作孚的传奇生涯。然后以其余五章分别探究了卢作孚的文化哲学观；梳理出他在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三个不同层面诸多领先于时代的建树；彰显了这位现代教育先驱“好而不恃，为而不有”，“一生官高位尊权重事业有成，却始终谦逊廉洁简朴无私奉献”的崇高道德风范。六个部分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构成了传记和论著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在过去的有关研究中，学者们都倾向于将卢作孚1926年创办旨在“服务社会，便宜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1927年开创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作为他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的分界线。其理由是：在此之前，卢作孚主要的精力都用在教育上，如任职中小学教师、当过主管教育的行政官员、创办过民众通俗教育馆等，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研究，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而在此之后，他便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兴办实业和发展经济上。《评传》却通过对卢作孚在上述多个侧面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并借鉴刘重来、周鸣鸣、张瑾等卢作孚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认为卢作孚在办实业的同时，“对教育的兴趣未衰，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对理论的探讨更加深入。”并且“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思考、转变，逐渐从各种思潮的追随者的角色中独立出来，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具有现代企业文化意味的职业教育思想。他对乡村教育建设和企业学校化的创造性实践，丰富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奠定了卢作孚作为教育改革家、区域教育现代化的杰出代表以及职业教育家的重要地位。”这样的结论，改写了卢作孚生平研究中有关“阶段论”的认识，同时也为卢作孚所言：“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卢作孚：《如何改革小学教育》)找到了充足的依据。
《评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将传主的人生经历、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西方进步思潮以及同代教育先驱的思想、实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通过这样的多重比较，读者便能更好地理解：“汇通百家，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是卢作孚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卢作孚从一个因家贫而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平民子弟，成长为著名社会改革家、实业家和教育家，除了他自己的天赋和不懈努力外，还有诸多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评传》很看重卢作孚与中国现代教育先驱张謇、黄炎培、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爱国志士之间的共同志向和真挚友谊。黄炎培先生和卢作孚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师友情谊；蔡元培为支持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亲自给他推荐人才，亲自为他的科考队外出考察给各地写介绍信；抗战中，卢作孚不遗余力妥善接待、安置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教育家在北碚生活、办学，并共同携手将北碚教育试验的范围，扩大到以北碚为中心含五个乡镇在内的区域，使民众的启蒙教育得以继续发展。“在其他教育实验被日本帝国主义粗暴践踏、肆意毁坏，荡然无存时，他主持的北碚教育实验却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他的理念品格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甚至更丰满了。”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至今读来也让人感到温馨和亲切。《评传》还以“卢作孚与其他教育家的分析”为题，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比较了卢作孚与同为实业家的张謇和同为乡村教育家的梁漱溟、晏阳初之间，在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的异同之处。从中既可以看出，卢作孚关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尝试不是孤立的，同时也烘托出卢作孚“用教育开发西南”独有的特色和历史功绩。
《评传》以相当专业的笔触，介绍了卢作孚在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师资教育、乡村教育、环境教育、区域教育和廉政教育等方面的诸多理论思考及丰富实践经验。它们涉及了当代教育改革所关注的教育观念、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开拓性；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这或许是《评传》的第三个特色。卢作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又是推波助澜者。他深受以“科学、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为特色的“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关于中国封建家族制度衍生出的各种社会弊病的深刻批判；关于改造封建家族制度，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超前思考；关于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为国家的根本大计的重要思想等，《评传》都作了系统而详尽的介绍，让我们对卢作孚反复强调的“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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