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1期
我心中的鲁迅先生
作者：潘正伯
三哥是进步分子，亲友们都猜测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至少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三哥很有才气，从小酷爱读书、写作。他写的新诗、杂文，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很受亲友们夸奖。他爱读鲁迅的书，记忆力又好，他曾给我讲解《悼柔石》(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最后一句“月光如水照缁衣”，他说“缁衣”是古代犯人穿的黑色囚服。意思是说：自己以一个反动政府的通缉犯的身份，写下这首给柔石的悼诗，是不会有地方发表的。后来看见周振甫、孔繁荣对鲁迅诗歌的注和诠释(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孔繁荣：《鲁迅诗歌诠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都没有说出这层意思。我服膺三哥的解释。
1949年，内战阴影笼罩四川。下半年，学校已处于瘫痪状态，学生大多不再到校，教师也纷纷回家。几个家住县城的学生时不时去学校张望，其中除我和弟弟外还有两兄弟。知道他俩正在看鲁迅的杂文，我和弟弟就去向他们借，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一直到1950年学校正式恢复上课后，几个月间，我们从《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读到《且介亭杂文末编》，越读越有兴趣，从此与鲁迅著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读着鲁迅的书，自然想更多地了解鲁迅，只要发现出版物中有介绍和评价鲁迅的作品，总要买(借)来看看。
鲁迅是美术爱好者，1931年他应蔡元培先生之请写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晚年他花了很多时间提倡新兴木刻。通过鲁迅著作我接触了版画，并成为麦绥莱勒和凯绥·珂勒惠支作品的爱好者。
我读鲁迅著作并逐渐对鲁迅先生产生敬仰之情，完全是从独立的自由阅读中建立起来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才发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几十年社会的变迁，让现代青年认识真实的鲁迅，认识到他的伟大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只要按照鲁迅先生所昭示的那条管道(即“纸上声”)，从先生的著作中，是能够理出线索、辨清真伪，看到真实的鲁迅先生的。
我谈谈自己阅读鲁迅著作的体会、心得。
一、从《鲁迅书信集》见鲁迅的真情
鲁迅深知中国文字狱的酷烈，凡因言获罪的人总要抄家。凡抄出的当事人写的东西，不管是否曾经公开发表，只要与当局意见不合，一律作为罪证。所以，鲁迅凡发表意见、抨击时弊之作，要么不写，写了就求尽快发表，产生它的社会效应。
许广平先生对此心领神会，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尽快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文学史纲要》等整理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去世后，鲁迅纪念委员会即呼吁先生生前友好献出鲁迅手稿及书信。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6月)许广平就编定出版了《鲁迅书简》(影印本)，共收书信69封。此事一直延续下来，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卷)共收书信1381封，到1987年版《鲁迅全集》出版时，已收有书信1445封(《两地书》不计在内)，近年又有增长，而且有很重要的信件补充。
这是研究鲁迅生前人际关系的重要文献。那时民间的通讯手段以信函为主，《鲁迅书信集》让我们后人得以真实地了解到鲁迅与各种各样的人之间的关系。
像任何人一样，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其言词和态度有所不同。他给某些人写信(大半是回信)是“应付”；而给另一些人写信则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胡风、萧军与萧红，曹靖华、王冶秋都是他畅谈的对象。这里选几段鲁迅先生的信函抄在下面：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原书注：指作家协会]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致徐懋庸》，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5页)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有功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有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致王冶秋》，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0页)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原刊注：江浙方言，纠缠不清之意]，所谓小英雄们[原刊注：指“国防文学”倡导者，其中不少人原先是年轻的左盟盟员]，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烧，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发病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致杨之华》，《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扉页)
第一封是他与徐懋庸的绝交信，自然徐懋庸并非一人，他是代表着一个群体的。从那以后，鲁迅和他们再没有书信往来。所以我们也可把发出这封信的日期看作一条分界线。
第二封说明了是哪些人在攻击鲁迅，使鲁迅不得不强支病躯公开予以反击。
第三封信是2003年6月才公开的重要文献。为什么这样晚才公开此信?我想可能是信中所涉及的人都已作古，不会再引起什么麻烦了。收信人杨之华是瞿秋白夫人，瞿秋白牺牲后她被组织送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一直和鲁迅保持着联系。鲁迅写这封信时，离去世只有一个月零两天了。看到信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令我震惊，“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足见新英雄们对鲁迅伤害之深。这封重要信函的后一部分涉及瞿秋白的遗著，将在下文补充。
二、鲁迅推重陈独秀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世界上的事没那么简单，偏偏有些敌人反对的人和事，我们也起劲地反对。例如陈独秀，他是中共的创始人，在1921到1927年间长期担任中共总书记，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19年6月、1921年10月、1922年8月、1932年10月，陈独秀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次[王观泉在《新闻选择的法眼和良心——关于陈独秀第五次被捕》一文的题目中指出，陈独秀有过五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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