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1期
南宋军事史研究的力作
作者：何玉红
《南宋地方武力》一书是作者1986～2001年间发表的9篇论文汇集而成。但内容与主题均围绕南宋地方武力展开，逻辑严密，自成体系。除绪论与结论外，共两篇，分别为第一篇《地方军》共三章：《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第二篇《民间自卫武力》共五章：《宋廷对民间自卫武力的利用和控制——以镇抚使为例》《两淮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的发展》《茶商武力的发展与演变》《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璮父子》《山城与水寨的防御功能——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作者认为，宋室南渡后，在金蒙入侵与内乱频仍的局面下，为消除外患、巩固政局，宋廷承认地方武力的地位，并积极团结、整和民间武装力量。这些有别于中央正规军的地方武力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地方官员筹措财源、枪械、招募当地民众，加以组织训练的地方军，如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另一类是由地方民众自筹财源、枪械，组织而成的地方自卫武力，如镇抚使、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等。作者分别对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起背景、财政来源、指挥组织系统、势力兴衰等做了详尽的论述，并充分肯定了地方武力在对外抗击金蒙入侵，对内安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成为维护治安、巩固政权及稳定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第345页)事实上，对宋朝军事的研究，早在1983年王曾瑜先生就出版了《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书，分别从统兵体制、北宋禁军与南宋屯驻大军的编制、演变、指挥以及军队的招募、装备、后勤、通信、军费、军政、军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是宋代军事史研究的佳作。但《宋朝兵制初探》的内容主要围绕正规军与“兵制”展开，正如其题目所示，属于军事制度层面的探讨。与此相比较，《南宋地方武力》提出了南宋地方武力的概念，作了地方军与地方自卫武力的划分，对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衰演变等作了细致述评。通过对具体地方武力的个案剖析，从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呈现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具体活动轨迹与一般特征，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正规军的一面，也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静态“军事制度史”的另一面。应该说关于南宋地方军事力量，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如赵俪生先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年第11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从总体地方武力入手的研究尚付阙如。《南宋地方武力》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南宋地方武力的著作，填补了宋代军事史研究的空白。
《南宋地方武力》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将地方武力的发展置于南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宏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进而对南宋政权的性质及宋代“强干弱枝”等传统国策作了深入探讨。黄先生在十几年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就呼吁开展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本书正体现了作者在探讨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努力与深厚功力。作者认为，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均在地方官推动下成立，军费由地方政府筹措，兵源主要来自当地的百姓，久驻一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防止地方武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廷做出了相应的制度约束，使之既能发挥地方军的战斗力优势，又服务于中央集权。如名义上地方军隶属于中央；将有影响力的武将调离，而由中央委派高级军官统帅；当地方财政不能支持地方军时，改由中央调拨；通过补充兵源，改变地方军主要由当地民众为兵源的状况；扩大屯驻地点，定期更戍等等。从而强化中央权威，淡化地方色彩，逐步将地方特色浓厚的地方军变为由中央掌控的调驻军。“这种以二元指挥的方式来领导地方军，正是南宋政府面对内外政局变化后，对北宋以来行之久远的强干弱枝的制度所作的修正，既非完全违背祖宗家法，又能兼顾现实环境，是南宋政权发展一个有利因素。”(第49页)又如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宋廷改变北宋以来长期压制地方武力的政策，在边境设置具有较大自主权力的镇抚使，虽一度产生抗金安内的效果，但镇抚使集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于一身，意味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与中央集权的国策相违背。宋廷因之采取种种防范措施，至政局稳定后即予以废除。在对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的论述中，均体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观察视角，并在结论《南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地方武力为中心的考察》一章中作了集中的理论概括。宋廷一方面承认地方武力并赋予其较大权力，同时又进行诸多限制，这是南宋地方武力生存的政治环境，也体现出南宋政权的特质。作者正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野下把握住了地方武力的时代特征，摆脱就地方武力论地方武力的局限，显示出作者高屋建瓴的史识与匠心独具之处。
十至十三世纪，与北宋、南宋同时存在几大民族政权。北方先后出现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西北地区出现西夏政权与吐蕃政权，还有西南之大理政权。各政治势力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因此，宋史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宋朝历史本身，而是应在宋朝与辽、金、西夏、吐蕃、蒙元、大理等互动关系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将东亚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国包括在内。显然，宋朝与各民族政权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在于在宋朝与各民族政权互动关系的视野下，更能体现出关注对象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效应。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探讨中，作者并未局限于南宋一朝的史实，而是从宋金、宋蒙乃至宋金蒙三方互动关系中展现南宋地方武力的活动轨迹，以及南宋地方武力对宋金蒙各自势力消长的影响，既突现出南宋地方武力的特性，又赋予其时代意义。体现出作者打破宋金蒙朝代与疆域界限的通识才能。“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消长息息相关。”(第340页)当宋金关系紧张并出现冲突时，宋廷鼓励地方武力的发展；当宋金和议时，又采取种种措施，压制地方武力。从镇抚使的设置到废除，从鼓励两淮山水寨到约束其行为，茶商武力从叛宋到抗金角色的转换等均体现了这一点。福建左翼军的发展将宋蒙对峙中地方军的特性展露无遗：宋蒙交替之际，左翼军与泉州地方精英连为一体，从自身与地区利益出发，弃宋降蒙，对时局变动的影响可谓大矣。
对李全、李璮山东忠义军的探讨中，作者更是将之置于宋金蒙三角关系中进行剖析。当蒙古崛起，宋金势力衰退之时，李全结集山东豪杰叛金投宋，据守一地，后卷人宋朝皇位之争受到排挤，而叛宋降元。由于这一势力专制一方，对元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