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1期
新书过眼
作者：佚名
《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英]布衣著。戴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8．00元
日本和德国在对待历史罪孽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近年来备受国内舆论关注。不少论者援引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把原因归结为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属于“耻文化”传统的日本人只顾保全面子，对造下的罪孽躲躲闪闪；而拥有“罪文化”传统的德国人则勇于忏悔、反省并承担历史罪责。问题在于，撇开其隐含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不说，这一论点其实已经本质主义地把日本当成了一个由于文化劣根性而注定不能承担历史责任，甚至是注定要重返军国主义道路的国家——那么对它还能寄予什么希望呢?本书作者，一位曾经多次探访德国，并曾在日本、中国等远东地区长期生活的荷兰裔英国人对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这种对人类行为的机械性解释，是人类学家的典型看法。它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充其量这不过是一种有限的阐释，因为例外太多了。有太多没有丝毫忏悔愿望的德国人，和太多……努力公开他们国家的‘罪恶’、绝对希冀赎罪的日本人……罪与耻并不是如鲁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么容易加以区分。”(第120页)他还评论说：“我不相信日本人天生充满孩子气，正如我不相信他们本质上属于危险的人群。没有什么危险的人群，只有危险的局面。而危险的局面并不源于自然或历史规律，或者民族特性，而是政治运作的结果。当然，这些运作会受到文化和历史境况的影响，但并非由它们最后决定。”(第300页)
也就是说，“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日本和德国在对待历史罪孽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根植于两个国家在战后所选择的不同的政治道路，或者说以民族意志的名义所做出的不同的政治“决断”，以及由此树立的不同的“政治正确”的标准。作者指出：“战前对日本最具吸引力的一些德国货，诸如普鲁士极权主义、浪漫的民族主义、假冒科学的种族主义等，如今在德国已经完全无人问津，却依然在日本游荡。”(第6页)——这段话固然表明了两国在当今的区别，但反过来也说明了两国的文化土壤之契合，今日德国本来未尝不会成为另一个日本。事实上，那个勇于忏悔历史罪责的德国只限于联邦德国。前民主德国就通过营造“一个到处都是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的好德国一直存在”的神话，以及通过把纳粹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从而完全逃避了对德意志民族犯下的历史罪孽，尤其是种族清洗的追究。其结果是到了两德统一之初，新纳粹在前东德地区一夜之间卷土重来。而即使在联邦德国，以“反人类罪”审判奥斯维辛的纳粹军官和警卫也要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得以实现。那时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安如磐石。这一体制使得那些“努力公开他们国家的‘罪恶’、绝对希冀赎罪”的德国人有可能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资源，为其事业四方奔走、大声疾呼；而他们的努力使得相当数量的民众转变其原先对于历史罪责的暧昧态度，走上反省与忏悔之途。是“政治”而非“文化”，造就了赢得欧洲信任的新德国。
日本在战后所做出的却是大相径庭的另一种政治“决断”。“改变政体没什么困难，希望习俗与成见跟随其后，这在德国做起来比在日本容易得多。整整十二年，德国一直给抓在一个罪恶的政权的手里，掌权的是一帮靠运动起家的政治强盗。将这样的班子清除干净，等于赢了一半战争。在日本，在法西斯和准前法西斯之间从来没有一个清楚的分界。事实上，日本在总体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没有法西斯分子，没有居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党，也没有元首。与其最接近的事物是天皇，不管他是什么人，总归不是一个法西斯专制者。许多战前(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在日本执掌权柄的人，战时依旧留在原位，到战后也没有撤换。这些人是一批谨慎小心的专制官僚和保守政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戈林或者戈培尔，没有人敢出手干暗杀这类勾当。有人可能会说，实际统治日本的是军方，但果真如此，问题就变成哪个军方，或者军方中的哪个人。下达命令的链条没人能说清楚。于是，当德国在战后失去了它的纳粹领袖的时候，日本失去的仅仅是它的舰队司令们和将军们。”(第66页)
尽管如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里，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个左倾的、和平主义的、中立的日本——这意味着一个绝对不再卷入任何战争、而且抵制任何形态的帝国主义的日本，简而言之，不再打算从过去那类血腥的战争获得好处的日本”(第65页)，可惜随着冷战的降临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出于利益考虑，把日本推上了另一条政治轨道。1960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安保条约》。六十年代，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促成经济高增长率的同时，也使“日本从此变成一个以物质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选择性历史健忘症为主导的国家。”(同上)
另一方面，无论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具有多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国民看来，它们都难免像是战胜国借用法律的名义施加的报复，更何况原子弹爆炸造成的受害者情结使许多日本人觉得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道义上有极大的亏欠，以至于“现在，在日本没有一个人说起东京审判而不带有矛盾心理。”(第168页)作者提到，在德国，一位反纳粹的自由派律师在1950年写道：“没有什么事比战争审判更糟地阻碍德国去进行真正的历史性的自我审视了。”(第144页)在日本，也有人认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应该由日本人自己来做，理由是如果这些人被本国法庭宣判有罪，他们的灵魂便不能在靖国神社享受祀奉；而东京审判恰恰“净化了被告的‘罪行’，把他们变成烈士。如果他们在国内法庭受审，就有机会使得真正的罪行大白于天下。”(第166页)德国后来实现了本国法庭对纳粹罪犯的审判，但日本并没有这样做，也就丧失了公开地“去进行真正的历史性的自我审视”的机会。
有趣的是，作者认为：“没有政治责任——特别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日本就不能发育成长，像成年人那样面对过去。政治变革必须先行，整个民族精神和心智上的变化才能随之发生……因为，只有一个新的政府才能破除战后原有的、其根部依旧带有战争时代政权色彩的旧秩序。”(第301～302页)他无疑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写下这段话，但这个早在1994年做出的判断在十二年后，尤其是在小泉纯一郎成功地“搞垮自民党”以后，是否依然成立?当然，如果这一判断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中日关系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美]桑内特著，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月版，40．00元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过：“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本书可以说是对上述格言所做的一个注解，是一部以“人类身体”的经验写的西方城市史。
所谓“人类身体”(the human body)，用作者的话说“涵盖了各种年龄，不分性别与种族，这些各色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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