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
作者：眉 睫
1932年，废名在完成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以后，转入散文创作和新诗研究，并身体力行地创作了一百多首新诗。1934年废名曾以“新诗问答”的形式散布了他的新诗观点。1936年，在一本英译的《中国现代诗选》(Harold·Acton、陈世骧编译)中，即已收入废名的诗，并将《论现代诗》一文(即“新诗问答”)用作附录，作为此书宣扬中国现代派诗的理论文章。最近从胡适密藏书信中发现一封废名致胡适的佚信，其中有关于新诗的认识。据考证写于1933年或1934年2月1日，这比“新诗问答”还早。此信尚未引起学界注意，亦未曾收入《废名文集》《废名年谱》等书中，全文将近四千字，可谓迄今为止发现的废名最长的一封信。
信中阐述了以下观点：一是明确指出“我们今日的新诗是中国诗的一种”，“白话诗不应该说是旧诗词的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变化，是中国诗的一种体裁。今日的新诗，并不能包罗万象，旧诗词所能表现的意境，没有他的地位，而他确可以有他的特别领域，他可以表现旧诗词所不能为力的东西。”二是在将旧诗词与新诗作了质的区分之后，继而指出语言形式的文言与白话并非新旧诗的区分标准，“旧诗之不是新诗，不因其用的不是白话，就是有许多几乎完全是白话句子的词，我也以为不能引为我们今日新诗的先例。新诗之不是旧诗，不因其用的是白话，而文言到底也还是汉语。”三是指出当下诗坛的困窘境地，“今日做新诗的人，一方面没这个体裁上的必然性的意识，一方面又缺乏新诗的生命，以为用自话做的诗就是新诗，结果是多此一举。他们以为是打倒旧诗，其实自己反而站不住脚了。”四是对自己的新诗充满信心和对其晦涩的解释，“我自己所做的一百多首诗，自以为合乎这个新诗的资格。我用了我的形式表达出了我的意思，他是站在旧诗的范围以外，能够孑然而立了。若说他不好懂，那我觉得这本是人类一件没有法子的事情。艺术原则上是可通于人，而事实并不一定是人尽可解；恐怕同恋爱差不多，我所见的女人我未必都与之生爱情了。”以上四点还没有明确说出废名在“新诗问答”、《谈新诗》中提出的根本观点：新诗要有“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废名又在信中大谈温庭筠的词、莎士比亚的戏剧、陶渊明的诗，来说明他们在艺术表现上的自由活泼，充盈着美丽的想象，似有引为今日新诗前例之意，但废名又在《谈新诗》中指出“我的意思不是把李商隐的诗同温庭筠的词算做新诗的前例，我只是想推想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同时废名自己作的新诗也并非是要为其它诗人立一个做诗的榜样，他只是说：“我用了我的形式表达出了我的意思。”他以他的诗实现了他的主张，而更希望别的诗人从他们自己的诗来实现新诗的品质：要有“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因此极为推崇刘半农、卞之琳、林庚、朱英诞、沈启无、冯至等人的诗歌，而很讨厌新月派的格律诗，如“商籁体”等。废名平素对胡适的“谈新诗”的观点极为不满，而这封信恰好是针对胡适的诗论的。1934年，废名讲教“新文艺试作·散文习作”，次年开讲“现代文艺”。据说废名在讲新诗以前曾问过胡适这门课怎么上，胡适叫他按照《新文学大系》上讲，意若按照胡适的“谈新诗”一文讲即可，废名却在课堂上大说胡适的不是，一口一个胡适之(冯健男：《废名与胡适》)。
近些年来，出版界出版了不少学者的讲义，特别是一些诗歌讲稿，如胡适、朱自清、闻一多、废名、何其芳等的。这些讲稿有的是作者生前自己出版的，有的是后世学人汇编成书的。由于叙述风格别具一格，生动活泼，浅显易懂，而又不缺乏真知灼见，因此很受一些诗歌爱好者喜欢。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师谈学习系列”小丛书，可以作为代表，其中一本是《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
《新诗十二讲》是废名在老北大的新诗讲义，他的学生诗人黄雨保存着一份，因此得以传世。但以往版本年代久远，普通读者难以获得，陈子善先生在1998年编订了一本《论新诗及其它》。但其中错谬甚多，有的地方甚至难以卒读。于是有了这本《新诗十二讲》。该书以《论新诗及其它》为母本，纠正了其中不少错字，从这种意义上讲，是《论新诗及其它》的“再版本”。据“编后记”说是为了满足“废名迷”的需求。
废名诗论自潘颂德、冯健男、孙玉石等著名学者开掘以后大有形成“废名诗学”的趋势，近几年来又一再受到重新认识和关注。在新诗处境日益艰难的今天，废名诗学观以至成为部分诗人“危机时刻的诗歌选择”。2004年青年诗人西渡编辑出版的《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其中有关新诗部分其实是以废名诗学观为准绳进行选编的。这说明，废名的诗论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去了解，去借鉴，去学习。但有一个事实，学术界却长期视而不见。一般学者在研究废名诗歌及其诗论时，往往提到卞之琳和林庚，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到沈启无(开元)、朱英诞。这或许与二人名气较小且任“伪职”有关。但揭开历史的面纱，我们会发现当时活跃在废名周围的诗人圈子中，他们两人是不可忽视的。以沈启无、朱英诞为代表，沦陷区存在一个长期受废名诗论影响的现代派诗歌遗脉。
从废名、林庚一派诗论来看，朱英诞(1913～1983)是一个有特殊天才的优秀诗人，他的诗与废名、林庚的诗一起构成中国新诗中一支特别的流派，而他们自认为是中国新诗的正途。这派诗歌一般已并入现代派诗进行研究，其实，他们的诗与戴望舒的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1937年，芦沟桥头一声炮响，北方作家纷纷南下，诗歌中心也由北京转入昆明等大后方。于是，现代派诗几近断流，但留在北京的朱英诞仍然坚持与废名、林庚在书信中讨论新诗出路，坚持固有诗歌理想，在北方沦陷区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延续了三十年代废名诗歌理论的生命。当时深受废名诗论影响的诗人还有沈启无、黄雨、路易士(纪弦)等。他们继续在北方沦陷区大量发表废名的书信、诗歌、诗论等，成为沦陷区诗歌创作的一面旗帜。新近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中的附录文章中，有研究者也承认了废名诗论对北方沦陷区诗歌的影响。沈启无(1902～1969)则最早地发表和研究了废名诗论，并在废名的鼓励下进行诗歌创作，1945年4月沈启无在《(思念集)题记》中不无感激地说：“从前我印《水边》(废名、沈启无合著)，是纪念废名，因为他是第一个认识我的诗的。”沈启无算得是诗人废名的知音，二人作诗常有“共赏之趣”(见《天马诗集》附记)。沈启无曾指出：“废名先生及其一派，即是顾到历史的意义，并且依傍文化的，故其性质乃同时是古典的。”这里明确提到“废名先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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