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对中国出版业的一些看法

作者:郑也夫




  各位同仁,大家好。用“同仁”来称呼大家并不是客套,各位的工作用二渠道的话来说就是做书,我自己多一半时间在教书,少一半时间也在做书。大家做的书肯定比我多,但是我是做全活,这个大家不一定都做过。全活怎么讲呢,首先是写,之后就是排版,再后做片子,自己设计过封面,印务的工作全部由我自己来承担,甚至买纸的活也由自己做,最猛的一次从造纸厂订了几吨纸,这还没完,我还得销售,这样的全过程干过三四把。常常是我自己骑着自行车,把做好的书送到零售的书店。第一次做我的杂文集《走出囚徒困境》,印了5000册,销完了,再印5000册,全是由我推着自行车送到零售店。2001年出版的《信任论》被《文汇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几大报纸评为当年优秀学术著作,也是我自己做的,封面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然后自己销售。上海的朋友朱学勤说我有瘾。我说,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没办法,非我自己干不可,要不然这书人家就不给出,主要原因是要求删改,打磨棱角,而我绝对不允许,没办法,只好合作出书,这样审查就松了,我掏钱就掏钱吧,书得以出全貌呈现给读者。《信任论》联系过二十多家出版社,都要删改,我坚持不删节,后来书出来了,有什么麻烦吗?没惹什么事啊,被几家大报纸评为优秀图书。总之,我和大家算得上是同行。
  这二十多年,我和出版社打过很多交道,在书业里耳濡目染,有很多想法,社领导请我做一次演讲,我不想谈别的话题,愿意迎接挑战,弄斧就要到鲁班门前。所以今天就讲这样一个题目:对中国出版业的一些看法。
  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镶嵌在大社会之中。大社会之中的诸多问题,如腐败、信任,都必然影响到、传染到每一个子行业、小行业,每一个领域,谁也不能置身其外。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领域,都共享一些问题、毛病。我从这样一个思路,也是以我本行社会学的视角,谈谈对出版业的看法。
  
  一、销售与信任
  
  在中国做书的人应该说是极其幸运的。幸运在于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出版家,是一个大国的编辑,我们潜在的读者非常多。假如我们不是在这个国家,而是在丹麦、捷克、越南、斯里兰卡作编辑,真是够寂寞的,够辛苦的,在这样的国家书能够卖出2000本就相当不错啦。通常在这些国家的书能印多少本,我不知道,但一般都是很可怜的,在那里的一个大制作,在我们这里肯定是一个小制作。我们这里,如此庞大的人口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读者、你的购买者,你说你多么幸运。不说社会效益,就说回收的货币,也将是巨大的,你有多大的一个市场。但还有另一面,好事不能让你占全了。另一面就是虽然我们人口众多,人口密度也不小,但是很不幸,阅读人口、买书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并不大。最近看到一个调查,说有买书、看书习惯的人在总人口中顶多占5%,也就是说,阅读人口在总人口中是非常稀薄的,这是个难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众多人口中去捕捉会买你的书的人,大多数人其实与你无缘。这还不如人口少但买书的人口比例高,可以省去繁重的“捕捉任务”。
  我是个职业读书人,这么多年在学校观察学生,观察社会上的人。中国人不爱读书,读书人口在中国真的是很稀薄。举一个数字,文献上说,美国人均年购书9本,中国人均年购书2.4本,差4倍;日本人均年购买杂志20-30本,欧美人均年购买杂志10本,中国人均年购买杂志2本。在购买量上兼括书籍和杂志,他们是我们的4倍到5倍。我们阅读人口这么稀薄,一大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开发出读书的习惯。我们的教育是“科举”,是应试,我们的教育没有鼓励同学们博览群书、读课外书、读各式各样的书。相反,这样干,考试会吃亏的。作一个比喻,我们进食非常单一,少年的时候没有开发出杂食的习惯,成年后的食谱非常狭窄,不喜欢博览群书,没这习惯。“科举”不是读书,因为其太单一、太狭窄、太功利,其读书是被迫的,实际上是与读书生活相悖的。再举一个数字,美国的图书出版中有60%是教材以外的图书,日本非教材的图书80%,中国非教材图书48%。就是说,我们的出版物中教材教辅的比重最高,我们一半以上的书都是服务于应试的。
  应该说读书最多的人、每天都要读书的人、以读书为业人,是大学生。可是大学生现在也不爱读书。他们是最需要书的群体,也是买不起书的群体,大学生买书的力度是非常小的。我在美国的一个老朋友薛涌认为,政府把钱给大学是很荒诞的,不应该把钱给学校,应该给学生。美国的孩子就是再穷,只要成绩好,都可以一分钱不掏地上大学,拿到奖学金,有这样的制度保证社会中的天才少年是可以读书的,不会因为没钱不能读书,奖学金是足够买书和生活的,我在美国就曾经享受过全奖。全奖可以保证你过有尊严的生活,保证你买很多书,富家子弟就更不成问题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大学生应该是读书最多的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钱买书。
  下面谈图书销售。书有这样的特点,更换非常快。书店不像日杂店,后者给顾客提供的东西是相对固定的。书不一样,老得换品种,来了新的品种,不知道是否好卖。所以职业卖书的人、搞书店的人的风险是很大的,其他商品没有图书的这种特点。那么,这种风险由谁来承担?这个风险如果由书店来承担,书店进书时将极其谨慎,书不能砸在我手里,没有把握我不进,要么进一两本,要么干脆不进。每年全国出那么多书,书店只进很少量的,不愿承担太多风险。那么这风险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应该由出版社承担。出版社做这个风险投资来赚钱,那些零售书店不应该承担风险。由出版社来承担,就必须搞寄销,书发给书店,销后结账,销不出去退书。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的,方式肯定是寄销为主,售后结账,书店销售不掉就退书,有一定的退书率。这东西在中国玩得了么?对不起,玩不了。为什么玩不了呢?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信任问题。
  据一些在出版社当老总、社长的朋友讲:不是说一本书卖得越多就越能赚钱,很可能书卖出去了,钱没收回来,人家不给我钱。搞寄销么?书先给了,钱没回来。能搞寄销的地方非常有限。寄销不能随便玩,以前有教训,哪哪给书没回钱,就永远不给了。中国最大的出版社的销售连小半个中国都覆盖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信任,不能寄销。
  说到信任我们先不说书,说说别的方面,比如说我所在的教育领域。教育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选材,一个是施教,实际上选材的重要性比施教一点不差。你不是这个材料,培养不出来。比如说培养奥运冠军,随便找个人培养不了,第一重要的是找到刘翔这样一个材料,其次才是训练,训练其实没有选材重要,不是哪个材料都练得出来。智力培养也是一样的事,而学历越高,根据一纸考试去判断就越勉强,几门考试就看出潜力高低了?发达国家的情况是怎样呢?录取硕士博士,尤其是名牌大学,他们非常重视的是推荐信,需要本科老师的三封推荐信,他们和你相处四年了,将你看得准准的。这种事在中国能玩么?不能,假设招硕士博士报名50人,就是150封推荐信,每封信说得都好上天了。如果推荐信写的公正,要比考试可靠得多。认识四年的评价比一上午的考试可信啊,可是在中国这种制度不能玩,你要信这个麻烦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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