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
作者：杨祖陶
近来，对于名人自传、回忆录中本人或他人荣辱得失记述的真实程度的疑虑，常见于报端。这是因为它们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按照一定的规划和设计、根据事后的“回忆”写出来供别人看的。《北大岁月》则不同，它是作者对自己当时的经历所激发的思想、认识、情绪、情感的直接记述，包含有大量至今未为人知的宝贵材料，对于了解荣渠和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至关重要。读完全书后，我重新认识和了解了荣渠，尤其是他一路走来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创立者和奠基人的艰辛与彷徨、奋发与收获的心路历程。
一
读《北大岁月》，一开始就把我带到了1945年。那年我们同时考入西南联大，他在历史系，我在哲学系，彼此交往切磋密切。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中，他遭到特务殴打，接受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洗礼。罢课结束后，荣渠本着一个大学生求知识、学理论的强烈愿望与使命感，在教室外的墙脚下旁听张奚若教授的课，主要是讲马克思的思想，并借《共产党宣言》来读。他说，“张奚若的讲课使我受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蒙教育”，“引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北大岁月》第27页，以下只注页码)。我认为，这次“启蒙”洗礼对荣渠一生的学术事业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此马列著作开始进入了他的视野。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荣渠复员到了北大，我因车祸休学晚到了一年，我看到荣渠还和在联大一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此外，多才多艺的他还活跃在社会工作与文艺社团中。与此同时，荣渠在为学的道路上已初步显露出了学者的气度。从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荣渠在课余读了大量书籍，且不放弃任何聆听大师们的学术演讲的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观点，所有这些在他简要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从高中时起，荣渠就立志于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大学阶段他总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来审视、检验各家各派的著述与言论，以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他对自己的要求显著高出同辈的大学生。一方面他反对企图从中外已故哲人思想中引申中国应有出路的所谓“文化论派”(如梁漱溟、张东荪、吴恩裕等)，认为这是“纸上谈兵，何曾摸得边际”(第257～258页)；也反对雷海宗“战国派”主张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死的‘形态”’根本说明不了“活的历史”(第105页)。另一方面，他也拒绝某些教授的这种建议：不要管什么理论或史观，只须专注于历史的某一部分或阶段的问题的研究就行了。在不断的探索中荣渠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理论指导下，从宏观去把握历史的发展，活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北大岁月》中的日记显示出荣渠对问题的思考与论证极其细密、深刻。例如，刚刚二十岁的他，在听了哲学大家张东荪关于“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理学”的演讲后，写下长篇日记(第221～225页)对其结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反驳，对理性、非理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本性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极有见地的探讨。在今天读来，这仍是一篇十分难得的哲学论文。
荣渠的读书功夫非同一般，最令我惊奇的是，他在为学过程中读了好些恩格斯的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等等；此外还读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作品。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很罕见，这些书我自己是在解放后才读的。
荣渠读这些书完全是出于治学和研究的需要。他当时还只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百家中的一家来看待。但他在阅读过程中禁不住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伟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天才“孕育着”另一个天才(第337页)；他读《反杜林论》时叮嘱自己“嚼烂点，受益也多些”(第451页)，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恩格斯对真理的看法令人非常同意，一乐也”(第475页)；他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大段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如获至宝，原来恩格斯比他自己更早就痛斥了“文化论派”的观点(第285页)；他虽然肯定和赞同唯物史观，但却反对教条式的照本宣科，主张要有所创新，如他肯定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的序言是“代表新兴的唯物史观”，但又认为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的发明”(第50页)。
我认为，荣渠在青年时代，就已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素质与才能，又格外勤学好思，既不盲从权威，也不徒托空言，而是要求在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立论。他正是在这种治学和研究的实践中接近、乃至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对他后来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59年我受命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从此就和重返北大历史系任教的荣渠分开了。“文革”前，他先后担任世界史和拉丁美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我国拉丁美洲史学科的开拓者与创始人。众所周知，在那样的“极左”环境下，没有人在学术研究中可以不受影响，但就是这样，荣渠的研究仍是与众不同的，他缜密的论证，充满历史理性的质疑和思考，使其著述与当时那些高调文章迥然不同，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荣渠的父亲本是起义的国民党人员，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化人，1951年以“作恶多端、残害人民，是罪有应得的大特务、大恶霸”的莫须有的空洞罪名被判处死刑(第691～696页)，直到1985年才得到平反(第697～698页)；母亲也被带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三十多年后才平反。这双重冤案使荣渠受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冲击和迫害……但当他从下放劳动中抽调出来搞中共党史教材编写时，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学有专长的教师，又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工作。肖静宁见证了这一时刻，她去咸宁进行一个月的短期劳动，竟然与久别的荣渠在那里不期而遇。肖静宁完全不知他在动乱初期受到的冲击，只见他精神抖擞，满腔热情地说要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和韶山去作调查研究，参加编写党史教材。肖静宁与他一样都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从他给弟弟罗荣泉的书信中，更可以清楚看到他是如何费尽心机地认真搜集有关原始资料。当“复课闹革命”、“工农兵上大学”时，他又是何等兢兢业业地担当起教学工作。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厄运在等待着他。
从1968年起，武汉大学哲学系就下放到农村办学了。1974年我还在襄阳分校，肖静宁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医学院，考虑到16岁的女儿杨熔明年就要作为知青到“广阔天地”去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我回武汉探亲时，就决定一家四口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我们住在荣渠家，这样我与他就有了深入交谈的机会。那时才知道，他在1973年的所谓“反右倾回潮”的运动中，竟然又受到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几致陷入绝境。他在给其弟的信中说，他思想斗争很激烈，“几次都处在生死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