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感受奎因
作者：王 路
一
2000年的圣诞节，奎因教授(W.V.O.Quine)没有能够和人们一起度过。就在这一天，这位美国著名哲学家溘然离世，享年92岁。
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是年初从西部回到哈佛以后，在1月18日出版的哈佛大学校报上看到的。该报用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奎因，92岁，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哲学家”，并配有一张奎因在办公室里的半身大幅照片，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奎因最著名的是他对认识论和哲学的贡献”。面对奎因的照片，我的感觉是深深的遗憾。
搞哲学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奎因的。我最早接触奎因的著作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读了他的《从逻辑的观点看》和《语词和对象》，觉得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优美。后来读了他的一些哲学论文，逐渐体会到一种切入哲学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有了一些兴趣。近几年来由于研究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又读了他的一些论著，真正体会到他为什么会坚持一阶逻辑，由此也使我对他关于一阶逻辑与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的区别的论述十分重视。这次能够来哈佛，非常高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奎因在这里。他不仅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了博士学位，而且从1933年到1978年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即使退休以后，他在学术界依然十分活跃。由于他的工作成就和影响，哈佛大学哲学系不仅是美国分析哲学的旗帜，而且成为国际学术界分析哲学的重镇。能来哈佛，不仅可以了解美国哲学界的状况，而且我本以为可以拜访奎因，好好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遗憾的是，我只接触了解了美国哲学界，却没有能够见到奎因先生。
奎因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仅从哈佛来体会美国哲学界，可以说不谈奎因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关于本体论承诺的论述，他对分析和综合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等等，几乎成为讨论中的常识。而且，这样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分析哲学中，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讨论中也频繁出现。而在国际学术界，奎因有二十多篇论著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仅从我国来看，奎因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名著《从逻辑的观点看》《逻辑哲学》和《真之追求》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目前涂纪亮和陈波先生正在组织一些学者努力翻译出版他的文集。已故郭世铭学兄担任其中一卷的主编。去年，他在病床上两次托付我帮助他把这一卷校好。由于出国，我只来得及校阅了两章译稿，而把其他译稿的校对工作交给了学兄张清宇。据我所知，担任奎因著作翻译主编工作的还有陈启伟和张家龙两位老先生。我想，老中青三代学者自觉自愿，一起翻译介绍奎因的思想，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奎因的重要性。而我来到奎因身边，却没有能够见到他，怎能不遗憾呢?
我想拜访奎因，并非异想天开。我与他不仅有过文字来往，而且也有一面之交。多年以来，除了学习研究奎因的著作，我也翻译介绍过他的思想。十几年前，王炳文先生请我帮助翻译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的名著《当代哲学主流》。记得当时我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事情很多，但不好意思推辞，因此答应只翻译一章，结果他给我的一章就是专门讲述奎因思想的。九十年代初，我读了奎因刚刚出版的著作《真之追求》，觉得非常好，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于是写信给奎因先生，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版权问题。奎因先生立即给我回信，并寄来即将出的修订版的修改部分。1996年10月，我应邀到日本讲学，恰巧参加了在日本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举行的第12届京都授奖庆祝会和学术研讨会，有幸见到了88岁高龄的获奖者奎因先生，并听了他做的报告“本能，具体化和外延性”。会议期间，我与奎因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请他为《真之追求》的中译本写一个序。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后来，除了寄来中译本序以外，他还给我寄过几篇论文。有这些交往，我本以为拜访奎因先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来到哈佛以后，我听说一年以前，德雷本(Dreben,B.)教授去世，奎因还出席了他的葬礼。因此我觉得见到奎因先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000年10月，我特意带着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真之追求》，到哈佛大学哲学系提出要拜访奎因教授。系秘书对我说，他身体很不好(He is not well)，不能见外人了，有事情可以与他的儿子联系，由他的儿子转达。我从系秘书的眼神和语气里明白了奎因的状况，因此只是向系秘书要了一个信封和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夹在书里装进去，请系秘书交给奎因的儿子。我在纸上写道：“我把这本书送给奎因教授，以此表示我的敬意，同时希望奎因教授看到这个中文译本会感到高兴。”我甚至没有留下我在哈佛的地址。今天的遗憾是如此清晰，我终于发现，当时在我失望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不是没有企盼的。直到3月8日，开过奎因纪念会之后，从奎因的儿子给我的来信我才知道，他父亲看到这个中译本“很激动”(thrilled)，这使我也很激动。
哈佛校报的文章里引用了许多著名学者对奎因的评价，包括哈佛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帕森斯(C.Parsons)和普特南(H.Putnam)。我觉得，其中帕森斯的一个评价很有意思：“他非常容易交往(sociable)，但是如果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他就不喜欢说。”这使我想起奎因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特意用中文写上“王”来称呼我。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一定很有趣”。对于后面一句话，我的理解是：奎因先生，或者像他这样的学者，并不是愿意什么都谈的，因此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往的。我想，下学期应该去问一问帕森斯教授，这样的理解对不对。但是不管怎样，奎因的著作和思想留了下来，人们与它们总是永远可以尽情交往的。
(2001年于哈佛)
二
2001年3月2日下午3点，哈佛大学哲学系在爱默生楼一层报告厅举行了“奎因纪念会”。硕大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讲台正中树一幅奎因像，前面摆放着许多奎因的著作。左边设一个讲台，有话筒，右边支一个架子，上面是一巨幅奎因像。大厅两侧陈列一些奎因的生活照，大小不一。虽然这一天下了小雨雪，但是前来参加会的人仍然很多，三四百人的大厅几乎坐满。看到一些与会者走路甚至颤颤巍巍，使我不禁想起一周以前欣迪卡教授对我说，非常遗憾，由于到巴黎去开会，他无法来参加这个纪念奎因的会。显然，奎因的人缘不错。
本来我以为，纪念一位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人们一定会“歌功颂德”。这样，发言者一定会从各自的角度高度评价奎因的思想。为此，我特意借了一个录音机，准备录下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结果却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会议由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哥尔德法尔博(Goldfarb)主持。他简要介绍了奎因的生平经历，然后介绍了纪念会的程序。接下来，一些著名学者，包括福雷斯达尔(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