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作者：梁 捷
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成100本交到学校才有望获得博士学位。美国的出版费一向很贵，所以日后胡适那一批的学生多半是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之类的出版社印上100本，寄到美国换来博士学位。陈焕章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干，当时国内的出版事业也才刚刚起步，印书并不是很方便。他读博士要比胡适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还几乎没什么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过社会科学的博士。
陈焕章向学校递交论文以后，由于他的论文实在与众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国内经济思想的权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在提及东亚经济思想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其实仅仅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以后，191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基本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M.Keynes)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这个形象在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无疑问，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浞浞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中国的伦理体系是完备自足的。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经济伦理。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敏感性也在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他从《周官》里读出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发现贾谊大约已经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叶子奇明确地说出了“格雷欣法则”的内容。
可是凯恩斯始终无法明白陈焕章为什么一再强调“八股文”或者说“时文”(modern essay)。八股文在维持了数百年后，在二十世纪初终于被废除。但是“文以载道”，文体背后包含着最激烈的思想冲突。
凯恩斯更不清楚陈焕章的“学术背景”。陈焕章八岁入塾读书，11岁到肇庆府“应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岁考上秀才，15岁赴省城学习，18岁到康有为主持的“南海万木草堂”学习，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后来，陈焕章出国留学，学成归国不久就组织了“孔教会”，写出比《孔门理财学》影响更大的《孔教论》，变成中国人都觉得非常古怪的“保守主义领袖”。
陈焕章在1912年写的《(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1949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较全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当属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要迟至1936年才问世。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
但是陈焕章毕竟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全书共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儒学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很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和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有着亲缘关系。故而这本书在表面上是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但是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却都是严格的今文经学体例。偶尔也会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但无不是以与中国学者思想作对比的形象出现，而且陈焕章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极强的张力。
另有一点很有趣，陈焕章在纪年的时候同时标注了黄帝纪年和公历纪年，而且以前者为主。从他的书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刘师培等人发起关于纪年表示方法争论的线索。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采用过黄帝纪年，但最终没有获得推广。陈焕章在这本英文著作里也使用了黄帝纪年，颇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可是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坚持下去。
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倡办孔教会，甚至出国后也一直在纽约倡办教会。虽然学的是西方近世的社会科学，但尊孔之心从未减弱。1912年，清室逊位、帝制终结以后，很多学校立刻废除读经，很多名人也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尊孔尊君。恰逢陈焕章学成归国，对儒学颇为不利的环境使得他坚定了创办孔教会的决心。
陈焕章联系了很多遗老遗少，其中对创办孔教会比较热心的学者有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麦孟华等人。大家对组织成立孔教会的共识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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