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镜像中的自我
作者：马 婷
一、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从利玛窦时代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由于交通不便、媒介不畅和政治阻隔等因素，传教士几乎可以说是海外了解中国的唯一中介，因此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是形象学研究的主要材料。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杨富雷(Fallman，Fredrik)教授的《想象的形象?北欧传教士、商人和其他旅行者的中国描述》认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人需要中国做对象、做“他者”，来反映自己的形象。有的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及生活的负面，有的敬畏源远博大的中国文化，这些形象和描述提供了当时文化相遇的背景，都可以作为中国研究及汉学的起点，是当代学者重要的资料。
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宝海教授的《记忆、知识、想象——三个“中国形象”的构建与比较》回顾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围绕“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问题的学术争论。作者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涉及的“中国形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构建的中国。第二种是否定马可·波罗曾经来华的学者构建的中国形象，其代表是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她以个人对十三世纪元代中国的想象为标准，得出马可·波罗并未来过中国的结论。第三种是肯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构建的中国形象，代表人物有中国学者杨志玖、黄时鉴、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否定派用十五世纪之后有关中国形象的文献记载去衡量十三世纪的中国，没有考虑到中国历史变迁会留下不同的遗迹。虽然否定派的研究存在缺陷，但推动了学术界对十三世纪中国细部问题的研究，也深化了研究者对当时整体情形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的《史密斯“传奇”与历史真实》提出，对于1890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字明恩溥，Arthur Smith，1845～1932)的通俗读物《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当今中国的狂译(九个译本，不包括不同版本)和误评，是盲目崇拜所致。方教授认为《特性》既不独到，也不是对所谓中国民族性最早的论述，更没有惊动世界。《特性》是将历史上欧美各种中国负面形象拼凑起来，为传教的需要而贬抑中国人及其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史密斯把不同的中国形象作了分类编排，显得更为系统化、专题化。笔者以为对于这本书的狂译，与其说是对这本书的崇拜不如说是人们对作者描述中国形象的重视，所谓比较“系统”化的描述中国形象的作品自然更受关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罗蒙诺夫(Lomanov，Alexander V.)教授的《俄罗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文化：翻译与阐释》认为，东正教使团为了在阿尔巴津地方上的东正教牧师及其后代中维护东正教，传教士们不得不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以传统的中国方式敬拜他们的祖先。为传道方便，驻华俄罗斯牧师还纷纷学习汉语、满语和蒙古语。此外，俄罗斯宗教驻华使团还著书立说，介绍中国人的习俗和生活，为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打下基础。
二、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海外了解中国另一窗口
北京大学孟华教授的《从19世纪法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看汉学研究的形象建构功能》认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伴随着侵略者的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视，法国报刊随之充斥着对中国完全负面的报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时期法国著名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却充满“诗情画意”。雨果(Victor Hugo)的《中国瓷瓶》(Vase de Chine)、《碎罐》(Le pot cassé)，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中国之恋》(Chinoiserie)、《咏雏菊》(A Marguerite)等均为此类作品的代表作。形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学学科的诞生为这一形象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条件。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的描写使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深厚的“文化中国”形象深入人心，进入法国人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想象之中，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译介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都以“虚构”所特有的力量使“文化中国”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幻化成一个瑰丽无比、美妙奇异的“诗国”。笔者认为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的代表如“瓷瓶”和“雏菊”，虽然精美，但经不住摔打，经不起风雨，恰恰是晚清命运的写照，折射了作家对中国命运的忧虑与哀悼。另外，这一形象也和当时法国上层社会向往精致、闲适的生活，但同时又感到政治幻灭、精神迷惘不无关联。
中国形象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献中，当下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应该进入研究的视野。曾经有媒体报道说顾彬(wolfgang Kubin)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大会组织者、发起者之一杨恒达教授认为，中国媒体对顾彬的报道和大众的接受可能存在误听、误解与误读，这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中国文学研究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需要了解他者的眼光，因此加强沟通与理解就非常重要。在“汉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圆桌会议上，顾彬认为中国1949年以前的文学是五粮液，之后的文学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他从七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第一、如果一个学者只掌握中文的话，他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作家和学者看外文原著有困难，而1949以前的很多中国作家可以用外语写作。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会外语，那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会有局限性。第二、中国作家在玩文学，不严肃，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没有地位。第三、中国作家、中国出版社出的书和版本不可靠，因为他们可能会隐瞒很多东西。第四、中国作家开始迎合西方媒体对中国固定、死板的形象预期。第五、真正代表中国文坛的作家少之又少，因为有的人写作生涯短暂，有的人加入了他国国籍。第六、中国作家和学者老喜欢说什么国家、民族、爱国主义等，而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应该考虑的是他的语言，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题目有时候太大了，难以在德国找到读者。第七、中国不够重视自己的文化，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因此能够帮助德国汉学家、德国翻译家和德国作家了解中国文学的人太少。
针对顾彬的观点，回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问题。陈平原教授认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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