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不重视农民：托洛茨基的一个莫须有罪名
作者：施用勤
因为我国经济改革从农业开始，放弃了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与布哈林当年反对集体化相合。布哈林就更加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追捧。
坚持“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就是坚持列宁主义。所以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成了对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因此国内一些学者觉得斯大林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为了强调其普适性而没有指出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没有概括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因而过于空泛，应该加上“重视农民”才对。近年来有些文章和专著都谈到了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定义之争，肯定了斗争开始阶段，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含有重视农民的定义。他们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发表在1923年11月30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此文后来收进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该文认为列宁完成的新发现有四条：1、第一次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变成了实践；2、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3、找到了农民这个同盟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功绩；4、布尔什维主义“发现了”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因而有可能在世界革命中起伟大作用(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列宁重视农民的作用、发现农民这个同盟军，与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平分秋色，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有人认为对此稍加修改，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就更加确切了(《天鹅之歌》，第111页)；有人认为再加上新经济政策就更全面了(参见：《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并为后来季诺维也夫放弃这个基本正确的列宁主义定义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之所以不能坚持这个正确定义，一是因为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暂时的‘战略退却’”；二是他坚持世界革命，认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同上，第26页)。
然而，由于这些作者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是布哈林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1926年以前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标准，1928年以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标准，所以他们不能合理地解释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许多历史疑点，如列宁晚年的斗争和他身后的党内斗争的急剧变化。甚至在列宁主义定义问题上，也只能就他们所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来加以描述，但无力揭示隐藏在这个定义之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从季诺维也夫——其实是政治局多数派共同的——列宁主义定义，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演变的真正原因。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障眼法
在列宁晚年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两场斗争，一场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另一场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列宁最后结论是，威胁党和革命的命运、导致党的分裂的隐患是斯大林，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这两场斗争中，他倚重的惟一一个党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
列宁因失去语言能力不能理政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就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把罢免斯大林变成排挤托洛茨基。这些自称是列宁的“学生们”在列宁尚能理政时就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公然对抗，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不仅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而是千方百计地封杀列宁的“遗嘱”和他的晚年文章。当他们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列宁“遗嘱”时，也极力袒护斯大林。1926年，当季托联合反对派共同要求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时，布哈林竟然为保护斯大林而做伪证(参见严秀：《布哈林为斯大林保驾护航的教训》，载《随笔》2001年第3期)。这样的人怎么会为捍卫列宁主义而斗争呢?难怪托洛茨基嘲讽说，他们是在利用死去的列宁反对活的列宁，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反对列宁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为了个人的野心私利，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背叛了列宁，保护了斯大林，为排挤坚持反官僚主义、维护党内民主斗争的托洛茨基而肆意践踏党内民主，最终使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沦为斯大林独裁工具的党，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不过，当年的多数派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早在1922年秋，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此后又形成“五人小组”并扩大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参见：《斯大林研究》，1992年第2辑，第1～16页)。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自己的矛盾在小组内部调解，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第221～223页)。一旦成为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严格禁止列宁的“遗嘱”和他晚年文章的发表和传播。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多年，列宁的“遗嘱”和晚年的文章已经收入中文《列宁全集》第2版，研究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的专著也已经翻译出版后，再对此保持沉默，或继续坚持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就说不过去了，哪怕是打着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但是，国内某些研究者似乎还没有发现这个矛盾。在他们看来，当年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仍是捍卫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