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中国版权问题的思考
作者：张桂华
中国内地的版权问题大致可分为：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市场化前期(1978～1992)、市场化时期(1993年至今)三个时段。
一、计划经济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基本上互不往来，双方的版权交易很少。对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而言，更多的是兄弟党国家之间进行的版权交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翻译书刊的版权处理，应属于整个经济往来的一部分，自有相关的协议加以约束，没有太大问题。有问题的是西方国家书刊的翻译版权。不过，这个时期对西方书刊翻译得极少，这里无法给出数字，只能以两本译作推论：
一本是作家出版社1955年3月出版的《马尔兹短篇小说集》，印数19000。马尔兹是美国当代进步作家，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潜流》(亦有中译本)。根据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七篇小说，除一篇直接译自美国1951年7月号《群众与主流》杂志外，其他六篇译自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马尔兹小说选》，中文本附录也就是这个英文本的俄文序言节录。小说集的中译者是荒芜，校者是朱孟实(光潜)，都是第一流翻译人选。仅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当时内地翻译西方小说很稀少。
再一本是通俗哲学读物《锁住的巨人》，作者是怀特海的学生，美国邓波尔大学教授巴罗士·丹汉姆。原作发表于1953年，这个中译本是从1958年俄译本转译再根据原文校订的，共有三位译者和两位校者，由三联书店1965年7月出版，印数2500。此书书后有一“丙”字加圆框的符号，可能是“内部发行”的标志；另外，从其印数、白封面不加装饰以及“出版者说明”中强调“如需引用，务请核对原文”等等，可判断其为当年“内部发行”的书籍。
从这两本书可推知，当年在大量翻译苏联作品的背景下，对西方书籍的翻译是很少的，而且大多是从俄文转译，即便在与苏联关系恶化以后仍然如此，如《锁住的巨人》。所以，即便在对西方书刊翻译方面存在着版权问题，那问题也不大。
“文革”开始以后七八年，内地书刊出版几乎空白。直到“文革”后期，情况才有所变化。此时曾出现一个外国作品翻译小高潮，主要是翻译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如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以及《多雪的冬天》《白轮船》等小说。此时中苏早已分裂，六十年代末还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军事冲突，经济不往来，再加上这些作品显然超出了当时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界限，版权自然也不能按过去做法，这些书都是“内部发行”，但控制的范围不太严格，前后发行了至少有几十万册，直到以后变为公开发行。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国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如美国海斯、穆恩、韦兰三人著的《世界史》，由著名学者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等人翻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当时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西方各国首脑的各类传记，非洲、拉美国家首脑人物的传记也有数种，还有如苏联朱可夫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等。所有这类翻译读物，采用的都是“内部发行”形式。
用“内部发行”形式翻译西方书刊的做法，在“文革”以前就有，如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出版过两种译本，其实这本书在六十年代就以“内部发行”形式翻译出版过，只是当时这类读物的发行数量极少，控制很严格，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相关研究人员才能读到，即通常说的“灰皮书”和“黄皮书”。
“内部发行”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起着避开版权的作用，可以看作是版权的合理使用，可见当时尽管没有版权法，也未参加世界版权组织，但版权意识还是有的。这种做法以后就逐渐变质了。
二、市场化前期
1979年始，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松动，文化知识方面尤其敏感。多年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群众中积聚了了解西方的强烈求知欲。此时以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社、杂志社为首，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各国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化读物，所出书刊的品种之多、之丰富以及在社会上反响之热烈，蔚为壮观，短短几年已超过以往几十年的总和。
最初的译介仍较为谨慎，由有条件的出版社、杂志社延续“内部发行”方式翻译出版有影响的西方书刊。如外文出版局的《编译参考》杂志，以定期专辑的形式翻译西方书籍，先分段连载刊登，然后再出全书。这份杂志先后翻译的书籍有：赖·肖尔的社会学著作《日本人》，斯大林女儿的《致朋友的二十封信》，奥威尔的小说《1984》，阿瑟·黑利的小说《最后诊断》等等。该杂志以后又出版了单行本《仅仅一年》(斯大林女儿回忆录)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多册，同样是以“内部发行”名义出版。三联书店出版了反映美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光荣与梦想》等著作。这些书刊发行量很大，但因为是“内部发行”，所以可以不考虑版权。
但此时“内部发行”的形式开始变质，原来印数很少只是为少数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书刊，现在几万和几十万册的印刷发行，出版社、杂志社也开始利用“内部发行”谋利了。如内地在1978、1979年引进英国朗曼(LONGMAN)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最初是为大学新生做参考，但不久就成为许多大学、中学的正式教材，又陆续成为无数英语提高班、补习班的教材，成为我国最为风行的英语教材。教学使用属版权合理使用的一种，但近二十年的“内部发行”．几十万上百万册的数量就不属于版权的合理使用了。所以，以单本书籍而言，《新概念英语》可能是版权受侵害最严重的一种。
另一种情况是翻译西方图书。最初出版的主要是西方经典小说，以前的译本几乎全都重新出版，这部分经典作品年限已过，没有版权。各出版社还翻译、公开出版了许多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如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阿瑟·黑利的《紧急诊断》《汽车城》《药商》等。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方作品也大量被翻译出版，如影响很大的《走向未来》丛书。此外就是翻印港台地区的小说和读物，如金庸、琼瑶、三毛的小说，柏杨、李敖的作品。
不问版权，随意出版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图书是当时内地出版社普遍的做法，用版权专家的说法是：“毫无区别地一概自由使用”(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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