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听蒙代尔讲美国政治

作者：陈心想

　　2006年4月下旬某天，我在Minnesota Daily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秋季选课的消息：“跟沃尔特·蒙代尔学习领导艺术和公共服务”。这是政治和治理研究中心开的课。广告上说，选修本门课的学生将研究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在位时处理的大事情，比如中美关系正常化，依托计算机技术的军队现代化，帮助促成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捍卫人权，处理卫生和能源危机，以及建立现代副总统职位任务等，核心关注的是决策问题。学生可以接触并利用一些以前未公开发表的资料，而且蒙代尔将亲自批改作业，指导研究写作。对决策问题感兴趣促使我选这门课。为了使蒙代尔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指导每个学生，只能有12人注册上课，因此需要申请。我很幸运有机会被选中，能够面聆蒙代尔讲美国政治、领导艺术和公共服务。我做了若干听课札记，这里选几篇，与读者分享。
　　
　　决策要靠非正式的会面
　　
　　9月12日，周二，9·11五周年后的第一天，我8点半多就到了学校，先到图书馆借了蒙代尔传记并提前二十多分钟赶到教室，录像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学生还没有到几个。今天的嘉宾是国家安全顾问和蒙代尔的顾问大卫·艾伦(David Aaron)先生。
　　学生陆续到了，教师的西南角桌子上还有服务人员摆上了点心和咖啡，毕竟是前副总统要来了。蒙代尔已经79岁了，并不显老，一头白发梳理得很好，西装革履，精神矍铄，气度不凡。艾伦先生也是一派绅士风度。
　　蒙代尔进入了教室，同学全部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很安静。录像师开始了工作。蒙代尔和大家一一握手，学生则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蒙代尔会随时询问一下兴趣专业之类。和每个学生握手之后，蒙代尔坐在正位，大卫坐在他的左边，右边的位子给本课教授Jacobs留着呢。教授还没有到。
　　他开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班的目的和他可以提供的帮助，然后让大卫开始讲他们共事的经历。在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的笔记记下了这样几点感兴趣的东西。第一个是在总统的内阁里，服务工作人员的官僚体系或者科层结构不是问题，位置的多样性和制度的、政治的利益才重要。第二个是把工作人员整合到一起，作决策要靠非正式的会面，总统的决策很是犹豫不决(indecisive)。决策圈越来越小，是个人性(personal)的。第三个是二战后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四个是蒙代尔在任期内做的三件主要的事情：1．全球战略，2．人权进程，3．中国，也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蒙代尔谈到他197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上午在北京他见到的铺天盖地的标语，却不是迎接他的，而是“西藏”来宾；而到下午全改成迎接他的了，因为献上了厚重的“礼单”。他把和中国领导人谈的各种问题都列成单子(“礼单”)，哪些可以解决，哪些需要推迟，心中有数。这样马不停蹄地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
　　蒙代尔笑起来很和蔼，收敛了笑容时却很令人敬畏。大约11点半左右，要结束课了，下课前，教授强调要在周五把每个人的研究题目问题和初步文献资料发给老师。
　　
　　打“中国牌”还是“苏联牌”
　　
　　9月19日，周二。这次蒙代尔先生来的较早，9:30就到了。今天的任务是每个人都报告自己研究的题目方向。一个人10分钟的时间。
　　大家围椭圆桌而坐，按顺时针顺序轮流介绍自己研究的东西。我坐在蒙代尔的左边第二个位置，第一个发言。我研究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蒙代尔作为副总统做出的贡献。蒙代尔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他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再一次说到刚到北京时得到的礼节性接待，和拿出“礼单”后的厚待。他说，当时的情况，他没有把苏联和中国当作一个营垒，而是区别对待的。对于打“中国牌”还是“苏联牌”，他选择了中国牌，实现了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说，可以找两个人采访、提供资料。一个是上次来的嘉宾David Aaron，另一个是Richard Holbrooke。蒙代尔说，档案管里有很多的资料，包括他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秘密谈话。
　　杰克布教授让我的关注集中在蒙代尔先生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候的考虑和决策，以及他的重要角色上。在快下课的时候，汉弗莱管理学院院长J.Brian At-wood来了，他也参与过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时处理台湾关系签约就是他。课后留的作业是5页的初步研究发现。
　　
　　第一个不是“花瓶”的副总统
　　
　　10月10日，阴到多云。又到了周二。
　　昨天早上9点前，在家里接了蒙代尔的电话，讨论论文作业。他很喜欢这个题目，对我的论文内容提出几点想法。首先是我在第一页上说他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因为当时的卡特·蒙代尔政府被批评无能，为了取得一项成绩才积极这么做。他强调实际上他从做议员的时候，就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我问他当时到北京时看到受到热烈欢迎的某个贵要，到底是来自哪里。原来课堂上他说是“西藏”来的。他又说可能是泰国来的。这是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他曾多次提到，大概耿耿于怀。
　　蒙代尔说他对中国的情感是从小就培养出来了。童年时候，在那些住宿在明尼苏达州艾尔摩家中的牧师中，他最喜欢去过中国的牧师。他说：“我父亲是一位牧师，他极力支持教会的世界使命。他对中国很向往，希望我们都研究了解这个伟大古老的国度。”
　　今天的蒙代尔讨论班上，请来的嘉宾是吉姆·约翰逊(Jim Johnson)，蒙代尔副总统的顾问和1984年竞选总统运动的总管，也是2004年民主党人克里竞选总统的总管。这两次总统竞选运动当然都没有成功。吉姆也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政治家家庭背景，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念书，后来在普林斯顿念博士。他一进来，就和同学们一个个握手问候，笑容可掬。
　　今天谈论的主要是蒙代尔和卡特的关系，也就是当时突破了历史传统的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权责关系问题。蒙代尔是第一个有实际权力，而不只是个“花瓶”、“第五个轮胎”(备用轮胎)的副总统。蒙代尔的政治导师是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所以说他受过最好的思维训练。汉弗莱也是明尼苏达人，林登·约翰逊政府(1965～1969)的副总统。蒙代尔和汉弗莱的门生关系开始于四十年代末。当时19岁正读大学的蒙代尔，成为时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的汉弗莱竞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活动的得力组织人之一。此后汉弗莱便成为蒙代尔政治生活中的导师，蒙代尔当上副总统也得到了汉弗莱的大力支持。吉姆认为蒙代尔坚强和进取，工作努力，推动了文件生产机器的行政官僚的工作。他工作的方式不是层级式的，而是和其他人直接联系的轮轴式方法。比如总统卡特和副总统蒙代尔每周一午饭，两人在一起共度时间，讨论任何问题。蒙代尔提到里根的政策错误和竞选成功，以及小布什当下对99％的问题都视若无睹。但是，这些人的竞选成功因素中有积极乐观、阳光、自信，而卡特在这方面就不够。
　　我问了一个关于蒙代尔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吉姆认为蒙代尔做出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工作。当时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卡特一蒙代尔政府非常优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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