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经济霸权能否和平易手：一个历史学角度的考察
作者：钱 勇
书中对1933～1945年间两个具有“特殊关系”的国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外交上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精致的描述，提出了美国崛起的“三次机会论”。在作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是美国确立经济霸主地位的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是经济大萧条(1929～1933)，因为它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以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英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张振江：《从美元到英镑：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第173页，以下引述该书只标页码)这两次机会之后，就进入了国际经济秩序从英镑向美元转变的决定性时刻。作者从这里开始，展开了对第三次机会的研究，试图还原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从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将这个“第三次机会”又细化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3～1936年。其特征是“美、英、法三国间的外交关系一直受制于它们的经济分歧与冲突，战债、关税、贸易以及货币等一直是外交矛盾的肇事点”。(第90页)显然，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有其知音，那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特姆恩，只不过彼得·特姆恩向前作了延伸，认为这是大萧条的起因：“大萧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持续冲突的迟到的结果”(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MIT)，杰弗里·萨克斯对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换句话说，战争的冲突转变成了和平的冲突。战争的获胜国与战败国就战争赔款、国际贷款和其他金融问题争吵不休。脆弱的战争欠款和战争赔款链使得大部分欧洲国家财力耗竭。而要解决这些冲突很困难，因为这些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欧洲冲突各国之间更深的恐惧和敌意的表现”。(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实际上，除了战债之外，其他的冲突焦点与和平时期并无二致：关税战年年打，贸易战天天打，货币大战有如世界大战，打的不可开交。至于战债中的“战争欠款和战争赔款链”，最形象生动的描述就是凯恩斯的说法了：“美国贷款给德国，德国把同样数值转给协约国，协约国又把它送回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转手——没有人失去一个便士”(第78页)，这与当前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资金链形成过程，真是太相似了：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开发商把钱交给政府，政府又把钱存回银行。更相似的是这两根链条都同样脆弱，经常会出现断裂的危险。
第二阶段是1936～1938年。其核心是美国提出的《美英贸易条约》的签订和实施。因为发了一战战争财的美国政府，没有得到期望的战债欠款支付，所以，它要求签订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协定。可是，它提出的贸易协定，却导致了经济学上的一个矛盾：作为贸易顺差国的美国，实行的是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想利用《互惠贸易法案》通过农产品贸易来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更大顺差。这种“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保护主义”的风格，不可能让任何国家满意，因此，对于这样无理的要求，英国不理不睬，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理性的贸易协定，居然真的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了，这就是1937年5月的《英美贸易条约》。在一般的情况下，在两个国家中，如果有一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就必然会引发另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体现为国际贸易中最常见的贸易争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就是用这个现象来解释经济大萧条的：“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通过对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实施贸易壁垒以应付危机，目的在于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从而使人们恢复工作。但是，这种政策严重地误人了歧途，因为它会间接地造成国外失业率的上升。当所有的主要国家都采取这种灾难性措施时，国际贸易便崩溃了，国家间的有效的经济联系割裂了，最终，任何地方的失业都会进一步加剧”。(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难道英国的经济学家全叛逃到美国去了，以至于英国政府会签订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非理性贸易条约?大谬不然也。张振江博士清楚地指出：“1938年的贸易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政治产品……英方对美国贸易谈判呼吁的接受本身就是政治权衡的结果”。(第146～147页)如果考虑到英国接受这个条约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那么，这个难题就豁然有解了：英国都要“国将不国”了。它还会在意签订这么一两个毫无意义的条约吗?这个条约不会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自然在预料之中了。英国人并没有按该条约去买美国农产品，而是省下钱来，去买战争物资：“(1939年9月起)，英国议会通过了进出口关税防务法，决定对所有的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压缩进口……英国停止进口美国的烟草，部分禁止美国电影商的外汇转出……凡是可以利用英镑或其他方式进口的商品，都尽量不从美国进口”。(第166页)想大捞一笔的美国人，打错了算盘，落了空。
第三个阶段是1939～1941年。这一部分相当有趣。张振江博士认为，在这一阶段，存在两个重点问题，一个是“多边主义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一个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构想的大西洋宪章第四条和互助协议第七条。
显然，自由主义的战略构想，一直是美国对外宣传的主打歌曲。而且，在关税保护主义的掩护下，这首动听的歌曲，可以唱得更加响亮。但事实上，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准备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实践。张振江博士不失诙谐地在文中引用了两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1939年圣诞节前夕，一个由英国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被称为‘波特兰计划’的促销活动，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开始，在美国全国一百多个城市掀起了主题为‘救救英国——买点英国的东西’的大型宣传活动”。(第167页)读到这里，我哑然失笑，“自由主义”乎?“自在主义”也!所谓的自由主义，不过是美国人想“自在”地赚别人钱的一个花招罢了。实际上，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即使在中国悲叹“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的WTO谈判中，这个穿着“自由主义”外套的“自在主义”幽灵，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它也不可能自动地退出未来的舞台。
应该说，张博士强调的“大西洋宪章第四条”，确实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但是，这个条款绝对不是理论推导的结果。张振江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引用了韦尔斯的说法：“如果美英两国不能致力于在战后恢复自由贸易，那无疑等于承认失败，让导致眼前这种悲剧的毒素不受约束地继续危害战后世界。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贸易政策极大地有助于当时世界的和平和繁荣，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税政策则导致了弥漫战后年代的邪恶”(第191页)，那么，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贸易政策又是什么呢?它是包括“鸦片战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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