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空间与地域

作者:徐新建




  在人类文化的演变过程中,空间与地域既是不同群体的生存场所也是彼此区分和关联的边界。对中国传统而言,在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区划里,自古通行的是中央与各地的等级布局。这一特点,即便在西洋的“现代化”模式似乎已被引进多年之后,依然能在本土的社会场景中四处见着。于是,一旦研究者们进入从北京到各省的“田野”考察,即不难发现这种大一统的空间布局,并由此找到其古今相通的内在连接。
  本文描述四川省的一个地方,希望能够通过对现实文本的纪实观察,折射中国传统在政治空间与文化地理上的结构和影响。
  
  “长江第一城”
  
  2001年4月,因参加四川比较文学年会之故,与川大同事结伴去了宜宾。
  宜宾在四川省南部,与云贵交界的地方;距成都约300公里,如今可由公路、铁路及航空班机前往。再早的时候,据同行的知情者说,则还有水路相连。民国年间,青年巴金就是从成都九眼桥(今川大所在地)附近的码头搭船经官宾去的上海。
  所谓“成(都)宜(宾)水路”——如果可以这样简称的话——就是由北向南纵贯成都平原的岷江。岷江源于今川西北的阿坝境内,全长735公里,有著名的“大渡河”等注入,在宜宾与由西至东的“金沙江”交汇,据说便从那里合成了更为壮阔的长江。这种人为划界的结果,使宜宾获得了“三江交汇”和“长江第一城”之名。可是据说从宜宾再往西行,金沙江中游的攀枝花(市)却不承认“长江从宜宾开始”的说法,坚持要挑战宜宾的“长江第一城”地位——那里的情形跟宜宾相近,也有一条从北至南的大河(“雅砻江”,全长1500公里)注入,因此同样可称“三江交汇”和“长江之始”,并且还透露说宜宾的“第一城”地位不过是沾了高层领导出身背景的光,云云。可见,原本由高往低、分合自然的水文现象,在各有用心的命名下,产生了可资利用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不说,竟还派生出地域之间的利益纷争。
  到宜宾后,会议开幕式上当地人士所不断宣传的内容多与“三江交汇”和“长江第一城”有关,对初来乍到的外地宾客产生了明显影响。许多学者禁不住借题发挥,对“长江文化”与宜宾地位的关联各抒己见。
  其实就连“长江”这一统称的出现,年代也并不久远。1990年版的《中国地图册》上还保留了从宜宾至(湖北)宜昌一段“习惯上又称‘川江”’及万县以下至宜昌南津关“也称‘峡江”’等多种不同的旧时说法,即不同流段在称呼上对“长江”保持的地方性记忆。既然支流众多、流段漫长,古人对“长江”的认知实为因时、地而变的过程。早期的历史文献大多将其指称为“江”或“江水”,并长期视岷江为其江源;而随着政权统辖和族群往来的不断扩展,到了明代徐霞客实地考察之后,中原之士才把流域更广、河段更长的金沙江接入其上。可见“长江”之所以能作为上下游各段及大小众支流的统称,取决于全流域视野的形成和跨地区权威的建立。
  然而“统称”既出,震慑四方,各地不同的习惯说法便逐渐消隐,再后来甚至被“统称”全然取代。在这个意义上,“长江”之称一方面固然提供了整合全貌的某种方便,另一方面却又容易空泛笼统而显得无所依托。相反,“川江”、“峡江”以及“金沙江”、“岷江”、“大渡河”这类的特指,尽管可能由于视野的局限而显得零散,但却因承载了丰富具体的地方知识而更具魅力。此外有意思的是,同样发源于西南山地的其他几条大河,如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等,在汉语文献中至今未出现统摄全域的名称,而是以国为界,各有称呼,一旦出境,就被分别叫做“湄公河”(老挝、柬埔寨)、“萨尔温江”(缅甸)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了。原因之一,或许是由于它们自古远在荒外,且流向有别(由北至南),很少列入中原人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关怀范围吧。
  这天傍晚,会议休息的时候,终于有机会随主人的安排到了市区“合江口”处,浏览“三江交汇”的实景。我们在岸边的一家茶楼坐了下来。根据主人的介绍,我了解到楼前缓缓流过的是“岷江”;南面大约几十米远的前方,“金沙江”由西而来,与之交汇;两江合一后又继续向东流淌……
  望着同样的景象,你说是岷江融入了金沙江呢,还是金沙江化进了岷江?或者彼此皆亡,被全新的“第三条江”所取代?看来选哪一种回答都没错吧?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只不过每一种取舍都伴随着对其他可能的排斥。因为选择一种记忆就意味着选择更多的遗忘。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知识大厦莫不靠这样的选择而建立。不信试问一下如今还有多少年轻一代知道长江的英文名称也曾译作“YangtzeRiver”,就因它还曾有过另一别名叫做“扬子江”?至于史料中有关“金沙江”过去以“马湖江”为名、宜宾称“戎州”、“叙州”、“僰道”等这类的记载就更不用提了。
  西方古语说“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这话移过来说我们的“长江”也不错。因为就算这第二次进河的“人”本身依旧,那被进入的“河”却连名分都丢失了,还能称“同”吗?汉语诗文也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意思相近,角度不同,都表达出对人生“事像”、“记忆”与“遗忘”彼此关联的领悟,略微的感伤中体现出对世事的洞察与超越。
  
  “僰人”踪迹
  
  宜宾城依江而造。如今的市区高楼耸立,街道纵横,从来来往往的公交巴士和装修时尚的店铺中已看不出多少往日的遗迹。不过就在江岸新建的街边花园处,我们一行与会同人却无意见到了一座引发怀古之情的雕像。
  雕像以花岗岩造成,雕的是造型夸张的男女头像;从二人的装饰特征看,像是某一少数民族。人群中有学者凭自己的地方知识判断其为“僰人雕像”。“僰”念“伯”(Bo),指一个在今天的“民族大家庭”中已不见经传的古代族群。可惜不仅久远陌生,且口读不见,在场的多数同伴想必听了也不得要领。还好,领队的主人对此判断予以了证实,并且解释说“僰人”原是宜宾最古老的土著,他们从历史上“忽然”消失的原因,传说是由于明朝军队当年“斩草除根”式的剿灭。后来,同样的传说又在当地的其他场合多次听到。
  返回成都后检索有关资料,发现其实连供游客浏览的简易手册也刊登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未身临其境的读者通常难以留意罢了。比如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的《巴蜀旅游文化》就写道:僰人是战国至元、明时代居住在川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在历经各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征剿后,到明代仅变为缩居南广河流域的一支。明万历元年(1573),朝廷借镇压叛逆的名义,对僰人发动围剿,不但大肆屠杀,而且搜捕逃匿者,“此后,宜宾一带的僰人便从历史上消失了”。所幸的是,“消失的族群”并未从人们的记忆里全然逝去,而是凭借多种方式顽强地存留在别样的历史之中。前引同一读物继续写道:“(消失的僰人)在依山临水的悬崖峭壁上留存下来数百具古老的悬棺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传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因其独特、集中并伴有丰富多彩的岩画,一度成为新闻媒体的关注热点,1988年被公布为“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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