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可贵的“独家旧闻”与失真憾事并存
作者：梁培宽
从“第一印象”说起
笔者初读此书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看来这是一本以梁漱溟为传主的“口述自传”。请看，全书自开篇至结尾，一“问”一“答”，随着一个个“提问”，一个个“作答”，梁漱溟就这样地亲自“口述”了个人的家世与生平。那么将其视为一本梁漱溟的“口述自传”，谁说不宜?可是随着阅读次数增多，与细节了解的深入，遂察觉此书与“口述自传”这一印象有诸多矛盾，于是产生了一种疑惑，疑惑自己可能犯了一种“顾名思义”的错误，即将“问答录”误为“访谈录”了。
“问答录”与“访谈录”，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是如此难以区分，其相似可说真能“以假乱真”。笔者一度将二者混淆不分，与此有关。而实质上二者是根本不同。“问答录”是一种文字作品。它以作者摘取素材，用问答体的形式编写而成；其中的“问”为作者的“设问”，其中的“答”是依据素材编写而成，并非二人的真实一问一答的记录。“访谈录”是一种口述作品，它是以真实的采访所得为材料；其中的“问”为访问者的“提问”，其中的“答”是被访者的口述真实记录。由此可见，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其相似只是形似而已。显而易见，《梁漱溟问答录》并非是一部口述作品，而是一部文字作品。它仅在文字形式上与“访谈录”相似而已。既然它的产生来自作者的编写，是作者撰写的一部传记作品而并非传主的本人口述作品，这又怎能称之为“口述自传”呢。
可见自己的“第一印象”是不对的。可是误以为此书为梁漱溟本人口述的真实记录，是他自己的著作，与笔者犯有同样的错误的似大有人在。2003年中国数字图书馆送来“授权作品列表”一份，将《梁漱溟问答录》作为梁漱溟本人的著作，列入其中，即是一例。
从本书作者自述其写作经过中，也透露了此书并非是一本“访谈录”；只是未从正面着重加以说明。在此书1988年版的《后记》中，作者说他是在两位中年作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采用问答录形式”来写此书的。此书出版十年之后(1998年)，又见作者所写的《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中央盟讯》，1998年，12期)，其中写到他原来计划写一本梁漱溟的“十五万字传记”，且已写出“前三章”，约“三万字”，才改变了主意，“将原稿作废”。放弃“第三人称”写法，“改为第一人称的‘问答录形式’”，用“一个个作者问，梁作答的形式，反映梁先生一生每个阶段的重要思想、言论和行动。”读了这些之后，笔者更加醒悟不应将“问答录”误当作“访谈录”了。可惜作者这些自白的话，刊于民盟内部刊物，读者多无缘见到。
错误“印象”的再纠正
“第一印象”初步纠正之后，笔者又将书中的“答”话内容，所取素材的出处一一加以查对，于是更清楚地认识到将此书当作是“访谈录”，完全是一种误认。
依笔者所见，此书采用素材之出处有四：
一是梁漱溟本人所写的自述性文字。如“谈”家世，“谈”求学经历等，摘自《我的自学小史》。如“谈”蔡元培先生，素材取自《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谈”访问延安，素材取自《我努力的是什么》。“谈”会见泰戈尔，其内容取自《道德为人生艺术》等等。
二是全国政协会议、学习会上梁漱溟的发言或谈话记录。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态、发言等，均以当年的会议记录为根据。笔者称之为可贵的“独家旧闻”的那部分内容，其素材即取于此。
三是存档的资料。如“补遗六”一文，即以1958年梁漱溟《政协整风小组会向党交心的发言》(打印件)为素材。
四是作者对梁漱溟采访所得。这是对上述三类素材的一种拾遗补缺工作，是真正的口述实录内容。如此书中谈八国联军入京后的见闻，即属此种采访所得。
由以上所述可见，此书大部分内容的素材取自己出版的梁漱溟的著述，小部分取自会议记录等，而真正的采访实录，估计不超过十分之_二。因此，作者不将此书称为“访谈录”，而名之为“问答录”，是“名实相符”的。
虚构导致失真
以问答体写作，少不了要对素材作一番文字加工。原来的书面语言，就须使之口语化。还有较为难办的是将全部内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表达。显然，此种形式是虚构性的。作者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有欠妥之处。例如：
“……十多名政协委员……居然一条意见也提不出来，是不是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此，便顾虑顿消，举手要求发言……”(指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发言)
讨论“宪法草案”，为什么梁漱溟要发言?那是因为早在上中学时，他即热心国家的政治改造，注意学习与宪政有关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等知识，尤醉心于英国式宪政。英国为宪政政治的始祖，其宪法始于限制王权，即不允许任何个人权力凌驾于与宪法之上。这是有关宪法的基本常识。“宪草”将个人名字，如将林彪等写入其中，显然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精神。他自己对此知之十分清楚，当然“不容自味”，只能直言，如此而已。这与怕有失政协委员“身份”有何关系?又如：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所说“意见”，指讨论1970年“宪法草案”时所说的不赞成将个人名字写入其中，及不应缺少设国家主席一条。)
类似的“话”在此书的旧版中更多。如“我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指“批林批孔”中，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作答。)又如“我这篇发言，当时使人很震动。”(此发言指毛主席搞的是人治，这种搞法已走到了尽头，今后将步入法治才是。)这种“话”，依笔者所见，是有虚有实。“实”是指到会者反应强烈，是实情。“虚”是指此话出于梁漱溟之口，是虚构。以虚构形式“强迫”梁漱溟说出他本人不会说的东西。事实上，他如实说出自己的所见时，早将个人得失毁誉置之度外，又何曾在意与会者什么“震惊”不“震惊”?
然而还有因虚构而导致的另一种失真，更令人难以理解。这就是此书作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所感，全部“勉强”梁漱溟为之“代言”，而作者本人却坚持身居幕后。此类情况不少。现仅举一例：
“这一闹腾，我也深感失言……我甚至想到进监狱……。”“不料几天后……会上宣布……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可以不必纠缠。于是我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我同样不敢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