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对苏联文学跨越时空的解析

作者：潘少平　孔霞蔚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文学”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也不可避免地画上了句号。对于如何公正、客观地评价苏联文学，十多年来众说纷纭。关于这个问题，在俄罗斯存在很大的争议，毁誉者有之，坚决维护者亦不乏其人。但大体说来，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文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作家及其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占了上风，有些苏联时代的“经典作家”甚至被贬得一文不值。与此相反，自1980年代中期起就掀起强劲回归浪潮的“地下文学”和“侨民文学”等，则成为追捧的对象，被奉为万马齐喑时期的文化瑰宝。一些事情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才有可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近年来，经历了太多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俄罗斯人逐渐冷静下来，对苏联时期方方面面的评价渐趋客观。在文学领域，尽管争议仍然存在，歪曲、指斥的声音还是少了许多，客观、冷静的分析多了起来。高尔基的头像作为报标之一重新出现在《文学报》的刊头，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的诞辰日得到了隆重纪念，他们大部分作品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感到，俄罗斯在如何对待苏联文学这个问题上，理性正在取代曾经的狂热。在我国，这个问题同样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乃至众多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如何评价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苏联时代经典作家的创作，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艺术价值所引发的激烈争论，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刘文飞主编的文集《苏联文学反思》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主题与变奏”和“对话与争论”两辑，其中“对话与争论”一辑收入了苏联解体后我国部分学者就前述焦点问题所展开的一些对话和争论的文章，如任光宣、余一中、吴泽霖等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展开的争论，汪介之和张建华关于高尔基及其创作的新思考，刘亚丁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述，刘亚丁和何波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张捷对于法捷耶夫悲剧的解读等。这些文章在国内各学术期刊及专著上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主题与变奏”一辑收录了近年来学者们从各个侧面对苏联文学进行审视的文章。可以认为，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目前苏联文学研究状况的一次全方位的展示。
　　对“苏联文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二十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观念中的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基本上就是“外国文学”的代名词，几乎部部都是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惟一的创作方法。八九十年代以来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地下文学”、“侨民文学”的大量作家作品被译介到我国，强烈地冲击着我们对苏联文学的惯性思维，使我们惊讶于苏联文学还有这样一些不为国人所知的侧面。这些侧面所表现的美学观、价值观迥异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苏联文学”。惊讶过后，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真正完整的“苏联文学”既包括当时为官方所承认的主流文学，也包括那些流传于地下或辗转送到国外发表的非主流文学。它们是时代造就的一个整体，共同组成了同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否认其中任何一部分，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就像书中《“苏联文学”概念考》(夏忠宪)～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文学”这个概念1922年首次由沃隆茨基提出时，其内涵就是宽泛而富有包容性的。文章作者在对史料进行考证后指出，最初所定义的“苏联文学”包括具有艺术多样性和内在独创性的各流派文学，在三十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它才被狭隘地阐释为同“反苏”文学意义相对的概念。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对“苏联文学”的理解，是对其初始概念内涵的一种恢复和肯定。
　　文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规律，有些时候，恰恰是社会的动荡、大众生活环境的恶劣促成了文学的繁荣和大作家的成批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是社会的良心”的说法似乎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显得真实。俄罗斯作家叶辛访问中国，当对记者谈及以往那些时代作家们的创作时，他说：“作家在描写社会现实上可能面临着压力，他必须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形式、特殊的语言，一种能和读者结合起来的形式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诞生的作品，思想深刻，有着极强的特性和艺术风格。”这番话虽然并非单单针对苏联文学，却道出了苏联文学的重要特性——多元共生性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中，苏联虽然经历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再到称霸一方的世界大国的辉煌，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实实在在是饱受磨难的。他们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国内战争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遭受的伤痛进入了苏联时代，但伤痛未愈，集体化过火、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接踵而至，这之后，人们企盼的安宁、祥和仍未到来，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地把人们卷入旋涡。面对民族所遭受的接连不断的苦难，那些身处其间的有良知的优秀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与现实抗争，包括拿起笔，以或直白或婉曲的方式，借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表现手法，或显或隐地表达自己对时代、对民族、对人性、对社会深沉的思索，抒发悲天悯人的情怀。于是，便有了那些具有深沉的悲剧意识、厚重的历史感，震撼灵魂的作品。《骑兵军》《地槽》《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鱼王》等，哪一部不是苏联文学留给世界的厚重的遗产呢?!这些优秀作品，以其丰富的诗学特征，表现了怒海狂涛般的壮伟、英雄主义的史诗性、尖锐深刻的批判性及道德探索的深邃性。诚然，苏联文学确也含有严重的人物概念化、美化现实、教条化等等负面因素，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仍不失为一幅斑斓而壮阔的文化图景。文集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有机构成》(刘文飞)一文在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框架进行梳理时，指出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互包蕴的关系，指出苏联时期的“本土文学”中除那些受到普遍承认的作家外，还包括有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普拉东诺夫等“国内流亡者”，文中区分了当时的“官方文学”与“地下文学”，分析了两者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在促成苏联文学的多样性方面所起的共同作用等等，为我们描绘了这幅宏伟图景的大致轮廓。
　　“主题与变奏”中收入的另外8篇文章，从多个侧面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思考。正如“编者的话”中所言，它们试图“将苏联文学的不同棱面凸现出来”，“让人们获得一个关于苏联文学的更为立体、更加多元的整体印象”。
　　苏联文学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全身心倾听革命——苏联文学与革命》(刘亚丁)一文的作者，选取了十月革命前后至苏德战争爆发前这段“在苏联文学中表现革命最集中的时期”加以分析，指出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一批诗人、作家被俄罗斯国家的巨大变革所激励，自觉地接受革命，投身到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遂成为他们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此时文学的功能主要是鼓动和教育。三十年代以后，作家、诗人开始对革命的意义、价值等进行理性的反思。作为思考的结果，作品更多地反映了革命悲剧性的一面，其中既有以先行者悲壮的死激励后来者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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