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作者：梁志学 陈 霞
一
这场争论表现了新中国哲学事业的进步。以前在国统区大学里讲授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这些大学里的哲学教授在解放以后，大多从事哲学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们热爱祖国，愿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给予他们以一项重要帮助的是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在这个“研究会”里，他们与解放区进城的哲学家开展了学术活动。活动方式之一是他们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学习心得，解放区进城的哲学家来评论；另一种方式是解放区进城的哲学家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听课。他们经过8年时间(1949年初～1956年)的理论学习和参加实践活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在哲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由于他们功底好，有欧洲哲学文化背景，也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得比较全面和深入。但他们在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中遇到了一个预设的可疑前提，那就是从苏联输入并且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总是反动的(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为了繁荣中国的哲学事业，他们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以新的观点发表文章，对这个定义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是从中国哲学史领域提出的，因为在这个领域里这个定义的偏颇之处表现得最明显。第一，按照日丹诺夫的讲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存在于历史观，但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观里是有唯物主义思想的；第二，将阶级分析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则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和地主阶级有联系，一部中国哲学史里有的代表大地主，有的代表中小地主，怎么分析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呢?第三，如果按照日丹诺夫的观点，只讲唯物论、唯心论的斗争，划分进步与反动，则中国哲学遗产中可继承的东西很少，把本来内容丰富的中国哲学史搞得很贫乏；第四，学生们在听了哲学史后有一种印象，好像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完全一样，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也完全一样。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在教研室里进行的，而且已经见诸报端，而这就成了促使召开这样一次座谈会的直接因素。
二
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当然比较广泛，诸如怎样确定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如何给予唯心主义应有的评价，怎样继承宝贵的中国哲学遗产等等。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以如何定义哲学史为前提，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从会议开始就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以冯友兰(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和贺麟(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组长)为代表，我们想称之为质疑派；一派以关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为代表，我们想称它为独断派。前一派提出种种论据，主张修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后一派则举出种种理由，坚决维护这个定义。
冯友兰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一个东西(哲学)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影响、渗透，这就是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与统一。这几年来，我们处理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只强调于其互相排斥，而没有注意于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固然这一面是相对的，但是不承认有这一面，总是片面的错误”(《专辑》，第18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
“正因为唯心主义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所以它能在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中，除矛盾和互相排斥之外，还可以有统一或同一的一面。它的合理的部分，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与客观事物相符的”(第22页)。
冯友兰以他所肯定的对立面的统一为依据，谈到中国哲学史中的某些命题有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具体意义是不可继承的，其抽象意义却对我们现在还有用。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哲学史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第27页)。
我们从冯友兰的哲学观点可以看出：第一，他要克服日丹诺夫定义的片面性，主张哲学史应该全面地研究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的历史；第二，他虽然还囿于“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从前苏联传来的公式，但他认为唯心论里的“合理内核”是唯物论的，这就使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统一突破了互相影响的限度，而进入了互相渗透的阶段，因而缩小了与这两个对立面的绝对统一的距离；第三，他所说的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实际上是哲学命题的内容与形式，他这种把两者绝对分离开的方法不能说没有缺点。
贺麟在纠正日丹诺夫定义的片面性上肯定了冯友兰做出的努力。他说，以往按这种定义对唯心论所作的批判有教条主义偏向，因而不够辨证。“所谓不够辨证，是说把唯心、唯物两者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绝对对立，没有相互联系、相互继承的关系”。(第196页)但是，冯友兰是从新实在论、从一种知性思维方式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贺麟是从新黑格尔派、从一种理性思维方式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由于这种脱胎的背景不同，贺麟在批评日丹诺夫定义的片面性时也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他没有像冯友兰那样，还囿于“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公式，但是，他也没有像他的研究生薛华在1964年人们以“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的讨论会上那样，敢于公然说出“发展既是一分为二的过程，也是合二而一的过程”，而是采取另一种说法，即“哲学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因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吸收凭借的一面”(第189页)。这意味着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辨证运动过程中两种不可分割的基本关系，两者具有同等地位，正是对立双方的这种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贺麟想说明哲学史是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致力于认识同一个真理的过程，因此，“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师生关系，更是常有的事”，从而呈现出了两者之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第188页)。
第二，他还进一步说明，这同一个“真理除了体现个人的个性、时代精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