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常道与偏锋
作者：邓文初
坊间有关袁世凯的作品多提及袁世凯1908年罢官隐居河南彰德期间，私设电报、广通声闻等事。如陶菊隐在《袁世凯演义》中就说，袁罢官后，表面似乎闲云野鹤，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都抚通电往来”云云。史家侯宜杰也作如此论调。说“在虚假的隐居生活背后，袁世凯十分频繁的进行活动。他同亲戚故旧书来信往，结交达官显贵。在政治上发展自己的潜实力……在家设立电报处，整天机声嗒嗒，同各地联络。”袁世凯洹上电报房的说法板上钉钉一般，成为史家认定其政治野心的铁证之一。
但此“铁证”遭到骆宝善先生的质疑。在《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读》(岳麓书社2005年8月版)中，骆先生认为，“袁世凯私设电报”这一说法“颇有轰动效应，但去事实却甚远。”
骆先生的理由有：其一，当时中国的电信技术和电信制度的限制。由于无线电技术只在海军等特殊部门使用，而有线电报又是国家管理，且并未普及到各府州县，即使中央政府各部及地方督抚之间的电报往来，也是通过电报局，官方并不能收发，只是自己译电而已，这一制度还是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九(1903年)提出的；其二，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私设电报，在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电线杆，极其抢眼，“作为遭遣罪臣，韬光养晦，化解政治对头的冤仇，躲避欲加之词，袁世凯犹恐不及，以他的老谋深算，有必要做这种冒险而不实惠的事情吗?”其三，在辛亥革命、民国元年等关键时刻，袁世凯的消息来源都源自社会渠道，而不是电信，“此时尚不启用电报，洹上倘有电台，岂非形同虚设。设而不用，其设何为?”
以上说法，并非只是推测，骆先生也有史实依据：其一，是袁克文的《辛丙秘苑》。据袁克文说，洹上村的电报都是由彰德传送的，洹上村只有管理电报文件的“司电报者”；其二，在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应诏出山前后，洹上村收到的电报(来自北京和前线)，多注明彰德电报局收发。此外，还有袁世凯实业幕僚王锡彤的说法等。
“总之，袁世凯在洹上架设电台，广肆联络当道之说，得不到史实的支持。”
自然，骆先生之所以要推翻这则传闻，并非纯为考证而考证，所期在批判史界长期以来那种牺牲史实、制造观念之谬误，并由此以弘扬史学求真之精神。这自然是史家之正道，是史家必须守护的史德底线。故在此段文后，骆先生不免感叹：“不论是以读史为职业，或是借读史求知的人，都应该促使认识不断接近真实。真实才是历史价值的惟一所在。长期以来，不同的人们，为了不同的需要，靠牺牲史实，制造了许多说法或结论。而靠牺牲史实来维护的结论乃至准则，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历史的。”
然而，依据史学求真原则，骆先生所援引的证据，过得硬的，大约只有袁克文的《辛丙秘苑》。但依治史者的惯例，父子关系间的证词，不能作为直接证据，需要旁证才能采信。故此，骆先生的史实、推理及结论，尚有可待商榷之处。
其实，当事人之记载，与骆先生说法相反的，倒是有好几条，不知道骆先生何以忽视了。
其一，是《文史资料选辑》第三期恽宝惠的文章《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恽宝惠于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旧历)，以陆军部秘书科长身份，随同陆军大臣荫昌南下征讨武昌兵变。专车过彰德时，荫昌率随从往访袁世凯，是晚接受袁世凯宴请后才离开。恽宝惠记载：“饭后回站，路过院中，见某室挂有电报处牌子，机声嗒嗒，聆之甚晰。其时袁尚系罢斥在籍之人，而仍有此种不应有之设备，盖各方面电报消息，此三年中固无一日之隔阂也。”
当时随同荫昌去彰德的，除恽宝惠外，还有总参议易逎谦、军医处长何守仁、一等参谋官徐孝刚、军法处处长丁士源(丁士源还兼副官长)。丁士源有辛亥革命随军录《梅楞京章笔记》问世。他的记载不仅证实了恽宝惠的说法，且有具体而生动的细节。
据丁士源记载，晚餐之后，一行人匆匆作别登车，“惟丁士源所带之宪兵，于登车后，报告袁家有电报房。天津制台衙门电报生厉姓者，司电报之事。丁询日：电线是否接通铁路京汉局电线。宪兵日：然。丁即令秘书官恽宝惠注意。因京汉路有二线：一为直达北京；一为各站联络之普通线。故行营电报挂线时，必须两线均挂。致北京电，须用直线。恽曰：知之矣。”
《梅楞京章笔记》记载，袁世凯接替荫昌之后，丁士源回北京陆军部复命，询问陆军副大臣寿勋，“何以部中吾等电报如斯之少。寿曰：吾等去电，甚少回电。丁曰：请命长秘书科长，将往来各电迅速觅来。时在侧之长秘书科长，乃立往持至。部氏阅毕，始知行营所发各电，多有经洹上村加减。至少发电日期，亦被改窜。丁询恽秘书曰：君明了乎。寿副大臣曰：已往之事，不必再究。”
丁士源的记载，证实了洹上村电报房的传闻，也从技术方面解答了骆先生的疑问。为了解袁世凯在辛亥风云中的纵横捭阖之术提供了一份鲜活的史料。
想来，如此坚硬的史实，自然不会漏过骆先生的慧眼。看来，问题不在史实之真伪，而在于这样的证据，为何会被史家轻轻略过?史家在面对各种证据(自然是真伪不辨的)，尤其是在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时，如何注意、选择、接受并解读这些证据?史家的历史解读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也许超出了纯史料范围，所关乎的，是对历史人物与时代的具体把握与整体理解等层面。
历史人物固然每每处在人性之常中，但史家对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理解，却不能纯以常理为依据。历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强调的是在时代大势中去理解个人。要理解袁世凯这样的人物，自然也得首先了解他所置身的时代。
自乾隆朝始，士大夫中间就多有危机暗伏的预感，多有盛世危言之警醒。龚自珍曾发出了“山中有大音起”的悲鸣。这些，已是清廷盛极而衰的征兆。鸦片一役，西风东渐，衰败之象顿时露暴。其间虽经同治中兴，但天命已渐失，时运久不济，中兴名臣曾左之后，风云人物如李鸿章，也不得不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指西方势力的入侵，更指当时儒家伦常的离析与崩溃。晚近以来的思想人物如梁启超，指认清朝中国处在青黄不接、“两头不到岸”的悬空状态，所谓过渡时代是。处此时代之中，无法度可受，无前路可依，只有自我变法以应时变，以待天命。“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于是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梁启超之变易学说，原于他老师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依据康有为的理论，则近代中国正处“据乱世”之中。处此乱世，则天地闭塞，日月无光，伦常顿失，率兽食人；处此乱世，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处此乱世，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天命混沌，人何以堪?!
关于处世之道，中国文化多有论列。儒家总是训导人们说，处乱世时当守常守经，而处治世则可以用权用奇。但这只是针对常人，英雄不在此例，豪杰也不在此例，非常之人更不在此例。要只手扭转乾坤，成非常事功，建没世奇功，则需要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要有开阔恢宏、驾驭风云的气势与胸襟，敢为天下先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