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诗功与诗学研究

作者:刘世南




  对建国以来的中国诗学研究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些研究工作者,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而不是从创作到理论。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往往隔靴搔痒,难中肯綮,而且容易出现错误。
  多年以前,我就跟一位搞文艺理论的朋友谈过,古代文论家(包括诗论家),首先都是作者(古文家、诗人、词人)。前人有所谓“诗功”与“诗学”,诗功,指诗词的创作实践,诗学,则指诗词创作规律的理论探讨,需要经史子集的根柢和对历代诗、文的总集和别集的刻苦钻研。某些诗论家,例如严羽,所作诗不如其理论要求,那是因为他平生用力于诗学者深,而用力于诗功者浅。但是,严羽对古人及当代的诗是博览、精熟的,自己也会创作。
  不但古人,即以现当代而论,王国维能作《人间词话》,首先他是《人间词》的作者。缪钺、叶嘉莹能合著《灵谿词说》,也是因为他们作诗填词,不愧名家。就是写《王国维诗学研究》的佛雏,也会创作旧体诗。该书后记有自作的赞美王国维的四言古诗一首,我曾旁批:“此诗足征学力,非如今之君子,诗犹不解,而遽为诗论,且沾沾自喜者。”我所谓“诗犹不解”,是指这些人的诗论,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袭用中外诗论的名词术语或论点,牵强附会。这自然很难有自己的真知卓见,相反,很容易出现“硬伤”。
  我那位朋友也很赞同,但又认为,现在的人,传统文化中的元典都没有诵习过,也谈不上博览四部,我所提的要求过高。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我却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诗论研究的正确方法。今年看了两本书,正好可以从正反两面论证我的观点。
  一本是许龙先生的《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我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觉得作者的贡献有两点:搜集有关资料比较丰富;力求把钱钟书先生的诗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作者的刻苦用功,也可以看出他立志高远。此外,对钱先生的不足之处,也能正确指出。如第1章第88页,指出钱先生回避时代现实,只从主体去谈影响。第163页,能引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原理说明“通感”现象的原因。
  但是,全书给我的总印象是:第一,述而不作,虽然旁征博引,却基本上没有作者自己的看法。第二,研究钱先生的诗学思想,却丝毫不涉及其诗歌创作(《槐聚诗存》)。第三是个别地方误解了钱先生的原意(如评论陆游的“功夫在诗外”)。
  我想找出上述三点的原因。我想到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论析庄周部分,也想到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
  徐复观认为庄周的“道”就是“艺术精神”。这个观点是他提出来的,为了论证这点,引用了董其昌、铃木大拙、圆赖三、托尔斯泰、卡西勒、康德、雅斯柏斯、莫尔顿等等。很多引文,尤其是西方学者的,并非直接评论庄子哲学的,却完全可以用来佐证徐氏的论点,如第97页引雅斯柏斯一段话说明“人在美地观照中,是一种满足,一个完成,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便不仅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计较、苦恼;同时也即超越了死生……庄子正提供了此一实证。”这样引书,体现了徐氏的著作特点:“著书立说”。他是有了自己的看法,才来著书的,一切材料,都是为我所用。
  跟徐复观相反,许先生对钱钟书的诗学思想并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只是注释式地论述钱先生的诗学思想,而这种论述也是综合别人对钱先生诗学思想的评论的。就是前面我所举的钱先生的不足之处,那两点也是别人指出的,许先生只是引用而已。所以,整本书像是一本分类资料汇编。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一书,不但体系化了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而且处处以我为主,引用资料只是证成己说。另外,他大量引用并分析王氏创作的诗词,藉以分析王氏的诗论。全书426页,这方面的文字占了八分之一。而且这种分析全是佛雏自己做的。
  反观许先生的书,不说其他四章,第五章“诗歌创作论”本应大量引用《槐聚诗存》的诗来印证并论析钱钟书的诗学思想,才真正能剖析人微,鞭辟入里。然而许先生完全没有。
  许先生吃亏就吃在缺乏“诗功”的修养,所以只能一味地在“诗学”中折腾,那就只能由理论到理论,而且所有的理论都是别人的,自己只不过剪裁组合而已。
  顾炎武曾在《与人书十》中谈到,“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亭林文集》卷四)把这段话具体移用到对钱钟书诗学思想的研究方面,就是说要理解钱钟书的诗学思想,必须对他所创作的诗歌全部了解,还要对他所熟悉的四部之学有一个根本认识,还要自己会作诗(这才能味辨淄渑)。另外,还必须了解他的诗学思想的成因、传承、变化,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顾炎武的采铜深山,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学术界在兴起“国学热”,主张回归传统。我虽然不主张儿童读经,但认为研究古典文学的,一定要熟悉传统文化中的元典;而研究诗学的,一定要诗功诗学齐头并进,这样分析诗论,才不会隔靴搔痒,或尽搬他人陈言。
  许书附录二“钱钟书论陆游诗”第240页有这么一段话:“正是陆游以上这种亲近大自然的创作倾向,拓展了他的审美视野,激发了他的诗歌灵感,使其领悟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下面还引了钱先生一段话:“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似乎陆游讲的诗外功夫就是“亲近大自然”这一点。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上钱先生说:“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复。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这就是许先生概括的“亲近大自然”。这概括并不完整,钱先生说的是社会现实,而不仅指大自然。但问题还不在此,而是陆游的诗外功夫实在主要的别有所指。我们看看陆游的“几种答复”。
  (1)器识:“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宏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某(陆游自称)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渭南文集》卷十三《上辛给事书》)
  (2)学、行:“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同卷《答陆伯政上舍书》)
  (3)悲愤:“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绍兴间,秦丞相桧用事,动以语言罪士大夫,士气抑而不伸,大抵窃寓于诗,亦多不免。”(文集卷十四《澹斋居士诗序》)
  (4)养气:“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同卷《傅给事外制集序》)
  (5)忠爱:“少陵,天下士也……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文集卷十七《东屯高斋记》)
  (6)忠义:“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剑南诗稿》卷三《游锦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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