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现代战略的维度
作者：钱 铖 石 斌
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戈登·克雷格和政治学、战略学者亚历山大·乔治联手撰写的《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一书，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而写出的一部杰出作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乔治与克雷格等人在斯坦福大学联合讲授“我们时代的外交革命”课程，该书即源于此。1983年面世后广受好评。1995年修订的最新版本分为两大部分20章。第一部分的11章叙述了1600年以来国际体系变化的历史，从现代国家的产生和建立均势的早期实践，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均势体系，再到两次大战之后不成功的构建稳定体系的努力，以冷战后国际社会创立新秩序的尝试为结束。第二部分的前7章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了一组外交上的特定战略，包括谈判、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处理、结束战争以及缓和；最后两章则分别讨论了武力作为美国外交工具的运用及其所引起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此外，对造成了国际体系和外交战略深刻变革的“外交革命”的考察贯穿全书，新加入的跋也就此做了一个总结。
在《武力与治国方略》一书中，“治国方略”(statecraft)一词的含义大致相当于“外交战略”。武力与外交传统上一直是战略实践和战略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此书所关注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此。在笔者看来，该书中提出并讨论了五大问题：体系对战争的限制；外交战略对体系的维持和重建；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道德原则如何应用于对外政策；以及“外交革命”对体系和外交的影响。这五个问题涉及现代战略思考的五个重要方面，即体系、外交、武力、伦理和变革。其中体系接近战略的宏观层次，与大战略的最终目的密切相关；外交、武力和伦理较为具体，涉及到为实现目的的手段选择问题；而以“外交革命”一词所概括的变革正如在时空连续体中的时间一样，也构成了战略中的一个特殊维度，体现了社会历史环境对战略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并不能涵括战略的全部内容，在重要性上也不尽相同，但就该书主题而言已构成一种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框架和研究体系。其宏阔的研究视野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对于研究和思考当代战略与外交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体系对战争的限制
《武力与治国方略》的导言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可行的国际体系是约束国与国之间战争倾向最有效的工具，而可行的国际体系必须具备几个前提：(1)主要国家就目的和目标持有共识，而这共识反映它们试图通过建立和加入体系来维护和促进的主导价值观念；(2)互相作用的国家的数目、体系的地理或范围、其成员国之间的权势分布和地位等级排列；(3)共同接受的程序，即旨在实现体系目的和目标的规范、规则、惯例和体制。这些可被简称为基本目标、结构要求和方法条件。当这些前提得到满足时，国际共同体中才会有长期的和平与稳定。第一部分对十七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发展历史的分析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事实依据。因此，稳定的国际体系存在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协调”时代，其时这些前提条件基本得到满足，而此前和此后建立稳定体系的努力均因无法具备这些条件而告失败。
这种国际体系限制战争倾向的观点不仅起到了梳理和组织历史事实，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5～10页)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战略研究的意义上引入了一种大战略观念。我们知道，大战略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即目的为何以及用何种手段来达成目的。《武力与治国方略》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对此做出了回答：除了特定国家自身的目标，大战略的一般目的应是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政治家们应致力于创建可行的国际体系来维护和平。第二部分中所主要讨论的，是就创建和维持国际体系这一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
这种大战略观的理论渊源，接近于英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的观念。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中提出：“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哈特认为这是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真实含义。他还提出：“对于能够激起进步的和平来说，最好的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看来都是一样的”(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504页)。可以看出，哈特的大战略是以和平为目标，而维持和平最好的保障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相互制约关系”，亦即我们所说的国际体系或均势体系。
《武力与治国方略》和《战略论》中有极其相似的大战略观，其原因可能在于两书的作者在更为深层的国际政治基本观念上持有类似的见解。就《武力与治国方略》而言，其大战略观尽管来自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可被看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指引作用。具体说来，可归结于作者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的运用。第一个假设认为国际体系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肯尼斯·华尔兹的“第三种基本概念”(third image，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61页)。因此作者才能自信地将某一时期内战争的减少主要归因于可行的体系，而非他们在导言中提到的四种其他途径，或别的任何因素；第二个假设认为国家以安全为最终追求，国家运用权力来确保其生存。因此国家之间本质上能够为共同的安全利益进行合作，维持和平与限制武力也因此被看作国际体系成功运作的条件。对这些假设及其推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大可商榷，不过，任何理论，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为了逻辑上的自我完善，都必然包含一些不可能被证实或证伪的基本假设。因而从质疑这些基本假设的角度来批评《武力与治国方略》中提出的观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二、外交对体系的维持
《武力与治国方略》的第二部分的前7章讨论了用外交手段来维持和重建体系的问题。虽然在篇幅上并不突出，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正如作者首章中所指出的，这一部分的任务是要“将得自大量个案的‘历史教训’转变为综合理念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