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经济学人方显廷
作者：纪 辛
一
方显廷190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进入上海厚生纱厂做学徒工，后受著名实业家穆藕初资助，考入南洋模范中学；1921年，方显廷赴美留学，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随即转入纽约大学；1924年获得纽约大学文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嗣后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当时著名商业史教授克莱夫·德埃(clive Day)。1928年以《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The Triumph of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为题的学位论文，提出新见，受到好评，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1月，方显廷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史课程，同时着手天津地毯业的调查工作。193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方显廷在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方显廷在南开大学的8年中(1929～1937)，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显廷随学校辗转至大后方，彼时南开和北大、清华两校合并，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1938年方显廷又受命任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秘书长，驻贵阳主持工作；翌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迁移至重庆，方显廷即转赴重庆主持研究所工作。在方显廷的主持下，从1939年至1946年，研究所先后培养了七届研究生，并编辑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
1941年至1943年，方显廷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赴美。在美国访问期间，方显廷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以客籍研究员的身份进行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他尤其注意收集有关凯恩斯经济学说的著述，为弥补国内学术研究机构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导致的外国学术资料短缺的情况，他为南开经济研究所购置并募得一批当时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最新著作。在一次研讨会上，方显廷做了有关《中国的战时经济》的讲演，介绍了战时的中国经济情况，后又撰写出版了《战后中国之工业化》一书。当时，方显廷在哈佛出席了诸多一流经济学家的讲座，内容涉及财政问题及政策、不完全竞争、经济史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等等。为了战时的工作需要，也为了取得以后在自己国家进行经济工作必要的工作经验，方显廷受美国经济作战委员会的对敌工作部领导人詹姆斯·舒美克之邀，到对敌工作部的中国情况小组担任首席经济分析员。
1944年方显廷回国后，受命主持制订中国“战后五年经济计划草案”的工作，1946年在上海担任新创建的同德经济研究所(即后来的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经济问题、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并编辑各种经济资料。1947年，应联合国邀聘，方显廷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年鉴》，1968年退休后转入新加坡南洋大学(即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主持编辑《南洋大学学报》；1971年退休后定居于瑞士。1972年新加坡南洋大学首次在受衔人缺席情况下授予方显廷该校荣誉教授。1973年他用英文写下了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st at 70，South Seas Society，1975(《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并于1975年在新加坡出版。这是方显廷对自己一生事业、经历的回顾，人们从这部回忆录中不仅可以了解这位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从工厂学徒到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的传奇一生，更可以感受到他那一代学人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二
使方显廷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是他的学术贡献，但是今天的学界对他所知甚少。除了《南开人物志》中有其简略传记外(王文俊主编：《南开人物志·第一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第193页)，对方显廷学术生涯的介绍在其《自述》出版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方显廷与何廉、马寅初、刘大钧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他的一系列专业著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如《中国之棉纺织业》(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天津地毯工业》(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0年)等。方显廷与何廉一起主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参加和领导南开物价指数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南开指数”或可说是当时唯一完整的物价指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地位和作用是独特的和无可取代的。
方显廷是最早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的学者之一。他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撰写了许多中国经济研究方面的专著和调查报告，并编辑了大量的中国经济资料。他极为注重实证研究和实地考察，指出：“四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是以近似值的观点，而不是以量的精确性来观察事物。以国家的人口统计为例，在1953年北京政府所做的仍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和不够充足的人口普查之前，其数据可以偏离准确度达数以千万计；某些情况下，数字的起伏波动在3亿到4亿之间”(《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9月版，第78-79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方显廷明确提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愿望是：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第78页)。
必须指出，方显廷一生致力于将西方所创立的经济学“中国化”。他指出：“如果可以将‘口号’这个词使用到学术问题上的话，特别是考虑到所谓‘制度化’的因素，那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第78页)。他回国不久，就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如对天津地毯工业、织布工业和针织工业的行业调查，以及对河北高阳纺织业的调查等。这些工作实际上就是他着手将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他之所以极为注重实证研究和实地考察，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个案研究资料和数据，更谈不上具有全面可靠的连续性统计数据；而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相应的经济理论，首先就要从实证研究、从研究个案入手，只有在微观和个案调查研究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构建宏观理论框架才有可能。这个思想贯穿了方显廷的一生。在以后他供职于联合国亚远经济委员会期间的18年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所有国家，在通过实地考察，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后，他才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因此具有坚实的基础。
除了具有良好的西方经济学素养，方显廷同样受过严格的西方史学的训练。他对欧洲经济史的深刻理解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