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8期
《四部文明》缘起
作者：文怀沙
一
“四部”之名，起于晋初，苟勖、张华等，编列晋室所藏书籍，分为四部。及晋移江左，藏书淆乱，李充删除繁冗，虽仍分四部，而内容稍异于前。于是甲部为经部之属，乙部为史部之属，丙部为子部之属，丁部为集部之属。降及李唐，玄宗于两京各聚书四库，以甲乙丙丁为次，列为经史子集四库，四部之名遂沿用至今。此乃从文献内容分类，《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皆据此分类而纂集。兹者与以往所称“四部”不同，《四部文明》之“四部”乃因历史时序，将中国历史前半期之文明成就以时代划分，归并为《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四部丛书，是为《四部文明》。
二
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中国，为举世公认之人类文明发源地。中华文明，不惟发祥至早，而且亘古及今，递相祖述，四大文明渊源中，绵延不绝传承如一者，仅我中华文明。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之发展历程中，自上古以迄隋唐，是中华文明由奠基、发展、渐趋壮大乃至鼎盛之阶段，尤以汉、唐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将中华文明推向发展繁荣之颠峰。“汉”“唐”遂成为东方悠久文明中备受世界瞩目者。
秦汉和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也都是统一的大时代，在这两个统一的大时代之前，又分别存在着两个政治上分崩离析，但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此一演变轨迹，显示出历史发展轮回的迹象。
三
中国文化带着“早熟”与“营养不良”的缺憾，呈现出繁荣与忧郁之风貌。因为在其衍生与发展的封建历程中，在以君权制为先导的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所构成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中从尊崇与被阉割、扶植与受打击、伪善与良知、放纵与禁锢的狭缝中生长起来。由是之故，中国文化在总结与批判、表现与认知等各方面始终存在着带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文化”与御用的“奴才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文章西汉两司马”，一方面是“述往事，思来者”以“人民性”来批判历史的一代史炳司马迁，另一方面则是被汉武“倡优蓄之”，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司马相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爱新觉罗王朝更用其极。秉承着满清王朝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堪称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毁灭、阉割、篡改和歪曲，留下的就是那部充满统治者灭裂中国文化阴谋的《四库全书》。至今还让“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鲁迅语)
四
清代乾隆帝自恃武功煊赫，他晚年为夸耀他在位六十年来的十次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除了武功，他还要显示其文治。他循安徽学政朱筠之议，拟在全国范围内网罗历代遗书，并计划据之编成一部旷世经典。乾隆帝选派学者在北京翰林院着手，并令于办成时名为“四库全书”，设馆经办全书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标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自是诱使全国献书，其上谕虽“辞恳意切”，但各省执政等，还是心有余悸，因此时过大半年，全国各省对乾隆帝此一号召，并无响应。故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寄谕各省督抚学政速行购访遗书并先行将购访情形奏覆”，进一步地诱使各地献书。但这些手段仍难奏效，故而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予以半年之限……速为妥办……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其用心手段，已露端倪。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各省采进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果然一年有余，全国采进的书籍即达万种以上，基本上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时乾隆露出了他的政治目的。凡是：一、有种族思想妨害满清统治之著述；二、所记历史事实于满清不利之著述；三、思想立场与满清对立者之著述；四、被认为有伤风化之著述，一律要搜查、禁行，将刻板及其印本全部或局部加以销毁或挖改，禁止流传。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既行具奏”：“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衷集如许遗书，竞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同年十一月初九、初十日又迭下上谕，查禁违碍各书：“寄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违碍书不缴后经发觉以隐匿治罪”、“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悖谬书不缴日后发觉不复轻宥”。此前所谓“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欺世谎言。
至此，全国范围的访书已经大体结束，而全国范围内的查禁销毁违碍各书却贯穿了“四库全书”的整个修纂过程，仅全国范围内查禁书籍的上谕就连年不断的下发。自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谕令各省督抚查明如有应禁书版片即解京销毁”，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严饬所属加意搜查违禁书籍”，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寄谕各省督抚派教官赴原籍清检违碍各书”，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寄谕各省巡抚务须实力查办违碍书籍”，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谕内阁著通谕各督抚予限二年实力查缴违碍书籍”，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寄谕各省督抚查缴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书籍版片解京销毁”，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寄谕江南等督抚严饬所属留心查访违碍书籍”……可以说关于毁书禁书的圣谕是连年叠下。乾隆帝对于毁书禁书，真是处心积虑，而且持之以恒。到这时全国查缴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于是在《四库全书》修书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即有四十多次，作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遭受灭门之惨者不乏其例。
谁曾想到如此冠冕且又堂皇之文化工程，其另一目的便是毁灭文化。《四库全书》之所在机构竟是使人下狱、被戮和焚书、抄家之大本营。
五
对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手段和实绩，鲁迅先生早有中肯的评价：
乾隆时代的一些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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