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8期
尤拉走进了我的生活
作者：哈 米
伏契克是凭借囚禁于布拉格庞克拉茨纳粹监狱的411天里，用铅笔头写在167页小纸片上的狱中札记走向全球的。这部札记译成汉语叫《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初译为《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上了年岁的读者都熟知他对庞克拉茨267号牢房狭窄空间的描述。“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他在这狭窄空间的抗争中所表露出来的乐观精神和伟大人格力量，跨越了残酷虐杀与死亡阴影的“七步”，在走向人类的同时走进了我的生活。而一直闪亮在我心间的，是印在《报告》封面上的他那阳光的笑容……
无须过多重述《绞刑架下的报告》的内容，震撼心灵的警句和精彩段落遍布全书。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下，用从死神魔爪下偷窃来的时间，悄悄地、断续地、迅捷地写下的，是一部捷克人民和捷克共产党反法西斯殊死抗争的实录，一份真切撼人的历史见证。他勾勒了平凡的抵抗运动战士的英雄群像与形形色色纳粹“木偶”们的嘴脸，既简约，又传神。他在叙事中不时糅合进自己对死亡、生命、叛卖、坚贞、痛苦、欢乐、灾难、希望等等的感悟。这些感悟的表述，使《报告》同时成为一幅人性解剖图，它足以超越意识形态，为所有人所接受。“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呵!”伏契克所有的感悟，都浓缩在这句最后的遗言中了。它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仅要警惕战争，同时要警惕人性之恶!
伏契克在《报告》中深情呼吁：
“我向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既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请你们耐心地收集一下那些为着自己也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材料吧。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你们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亲人，像自己那样亲切。”
“整整一代的英雄惨遭屠杀。爱他们吧，哪怕热爱其中的一个，就像热爱亲生儿女一样的热爱他吧，为他是一个为着未来而生活过的伟大的人而骄傲吧……”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不禁动容。我想，我就是像对待亲人一样挚爱他的人中的一个。我也像伏契克的亲人一样用爱称叫他为尤拉。我把尤拉带进了我家。尤拉也就成了我家人的朋友——尤拉走进了我的生活。
那天晚上——也是很久以前，当我在鲁迅逝世15周年纪念晚会上得知尤拉夫人古斯塔·伏契克娃就在前排就座时，我们一帮小青年蜂拥而上，把古斯蒂娜团团围住。这位被尤拉称为“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穿着深色套装，正忙不迭地一面为大家签名，一面分送反法西斯联盟纪念章。
这位反法西斯女战士、民族英雄的爱妻，从尤拉的笔下活生生出现在面前，令我激动不已。我慌忙把一本袖珍笔记本从无数争先恐后的手臂中间递过去。很庆幸，我也获得了签名和纪念章(可惜都毁于“大革文化命”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跟古斯蒂娜说上一句话。但我们全家都为我与古斯蒂娜这次短暂邂逅而高兴。
四年后的一个春夜，我从杭州专程赶到上海，走进了兰心剧场。那里，正上演苏联剧作家布里亚柯夫斯基的《尤利乌斯·伏契克》(原名《布拉格永远是我们的》)，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剧场内静得掉一根针都听得见。而掌声在闭幕时响彻四周。在青春岁月里，我从未在欣赏话剧时，有过如此的体验，那终场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灯光渐暗。只剩下伏契克一人在聚光灯下，一步步走向观众，走向未来。光明欢乐的布拉格，在渐渐明亮的天幕上呈现。伏契克伸展双臂，向着我们，向着世界：“……我将活着，永远活着。活在那些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的人们的心里。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呵!”
走出剧场到北站候车返抗，料峭春寒袭人，但内心异常温暖。我看到尤拉了!在中国的舞台上。
翌年夏天与访问中国的扬·德尔达(《沉寂的防御工事》《更高原则》作者，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畅谈时，提到布里亚柯夫斯基这部话剧，并问及为什么至今未见捷克作家写伏契克的戏，德尔达摊开双臂，挥着手说：“难哪难哪，伏契克，半个布拉格人都认识他，你怎样下笔?你写完了，别人一看，Ⅱ母，不像不像，这哪里是伏契克呀!所以，暂时没人敢写。”
“伏契克，他是个普通的人。”德尔达接着说，“他爱生活，爱歌唱，爱女孩子。他总是高高兴兴的，非常乐观，精力充沛，又坚毅，又活跃。这在他的作品中都能看得出，但又极为普通。他头上没有神圣的光圈。布里亚柯夫斯基的剧本和演出，我看过。应该说，它基本上表演出了伏契克的精神，但已经不很像他本人了。伏契克是优秀的，但也是个凡人。布里亚柯夫斯基却把他描写成头顶散发着圣光的圣女贞德式的人物了。”
这“普通人”的评价使我朝这位英雄的心灵更走近了一步。
在这之前，另一件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是：我获得了伏契克奖章!不过这是侥幸获得的。偶然在雷加的欧行札记中读到：捷克共青团中央发起一个读书活动，对参赛的优胜者将授予伏契克奖章。我查阅了参赛者应读文学作品的书目，估计自己是有可能胜出的，就兴冲冲往捷克驻华大使馆写信要求参赛。很快得到捷克团中央的回信，说，非常高兴读书活动引起中国青年的关心。但遗憾的是这次活动只针对捷克青年。但鉴于你的热心和对伏契克的真诚，决定像奖赏获胜的捷克青年一样，授予你伏契克奖章大小各一枚。我的名字与尤拉连在一起了——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高兴!奖章中的一枚大的，今天我还保存着。
家人和朋友也把尤拉和我连在一起了。我在我编的报纸副刊上刊出一篇纪念尤拉的文章。妈妈会问我：怎么又换了个笔名?我说：不是我写的，是我编的。妈妈说：你自己为什么不写?我何尝不想写。我是怕写不好。——我记述与杨．德尔达会见的一篇较长的文字，是在心底里足足蓄存了42年之后才在键盘上敲出的。
近年来，一直在我灵魂里燃烧的尤拉，催逼着我络绎敲出了一些有关他的不甚理想的文字。每次，老朋友都会来电说：今天看到了写伏契克的文章，心想该是你写的吧，一看署名，果然!我的一位年逾八旬的中学语文老师，会像分析课文一样把我的作文批注成好几页信笺寄给我。作为伏契克的景仰者，她借此重温讲授《二六七号牢房》的课堂生涯。
确实，尤拉从未离开过我。在灭顶之灾遽然降临的岁月里，我都随身携带着尤拉。一天，在农场出工割猪草时，我把厚厚的一本《伏契克文集》偷偷塞进破棉袄里，准备趁空隙阅读。队长瞥见我凸出的胸腹部，以为我偷了什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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