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9期
关于《叶隐闻书》和武士道
作者：李冬君
“叶隐”一词由来，缘于西行之诗，西行诗曰：“隐于叶下，花儿苟延不败，终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
此说甚美，有一种日本文化特有的含蓄美。万绿丛中一点红，是中国说法，可那一点红，并不隐于叶下，而是绿叶配红花，气象甚大。但日本文化，却说武士如花，隐于叶下，当你为他的羞涩而感动时，他的狂气却突然爆发。另一说法是，取自佐贺特产——叶隐柿，将武士比作隐于叶下的软柿子?这比喻有点土，有点俗，不过，倒很像隐于树叶下默默奉公的武士，只是有点儿土气有余，而狂气不足，软柿子式的武士，恐怕很难说是好武士。
日本文化“小”，所以，山本常朝归隐，自称隐于叶下，不像中国文化“大”，即使归隐，也是隐于林下。叶下与林下，气象之大小，不可同日而语吧!但不能因此而分高下，大的不一定就好，大而无当就不好，小的往往美好。或曰，叶即武士，武士归隐，就是叶隐，刚好常朝归隐，便以“叶隐”为书名。但日本文化，多以花喻武士，少以叶喻者。以花喻主君，叶喻武士，为常朝特例?武士“万绿”，而主君就是“一点红”了。此亦聊备一说而已。
二、为什么要叫“闻书”
山本常朝52岁时，是1710年，已“叶隐”10年。这一年，来了一位名叫田代阵基的人，只有33岁。两人初会，各自吟了一首俳句，表达他们心中愿望。常朝俳号“古丸”，在俳句里，他以“洗尘的山樱”自喻，也就是隐于叶下的“叶隐”者了，从俳号看，常朝“信而好古”，一如孔子。阵基俳号“期醉”，很青春的俳号，可以看作是期货。
他在俳句里，将常朝比作是天上的白云，和目下之花，他说自己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可以同这片云、这朵花相伴了，表达了一种忍恋。常朝听了这首俳句，想必很感动，十年叶隐，那份孤独可想而知，忽有粉丝不期而至，他一感动，就打开了话匣子，话儿滔滔，如放水矣。一个口若悬河，不停地说；一个不动如山，默默地听。常朝口述之后就去世了，阵基又花了7年时间成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常朝于“叶隐”时口述，阵基据当时之口述笔录，补充了一些口述以外由他本人提供的材料，所以叫做《叶隐闻书》。有人说，《叶隐闻书》在形式上像《论语》，所以又叫做“武士论语”。其实，“闻书”与“论语”是有差别的，可它们的差异，无人道及。
“闻书”是记录性的，“论语”是论纂性的；“闻书”是个人之间的交谈，谈话内容具有私密性，“论语”是老师教导学生，内容具有普世性；“闻书”是个人笔录，忠实于口述者本人的思想，“论语”是集体编撰，是圣人立言；“闻书”的思想是个体性的，言论很自由，什么话都敢说，“论语”是学派性的，语气斩钉截铁，有一种决定论的风格，要代表真理；如此等等……
《叶隐闻书》，在日本从未享有过像《论语》那样的官方地位。天皇不提倡它，因为书中所言的武士道，几乎就与天皇无关；将军也不提倡它，因为它所说的武士道，要求武士忠于自己的主君，而不是忠于将军，而且它对将军治下的“上方风”(江户、大阪一带的武士风)极尽嘲讽之能事。这本书，是为他自己的国家锅岛藩作的，属于“国学”。但它在锅岛藩的官方地位究竟如何?目前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从《叶隐闻书》版本情况来看，几个系的版本，几乎都是从这一带流传出来的。大正年间，出过一个本子，书名就是《锅岛论语》。也许《叶隐闻书》在锅岛藩享受过《武士论语》的待遇。
三、用武士道剔牙齿
创作了武士道经典的人，是怎样的人?在我们的概念里，他应该活得很精彩。但生在文治时代的武士，徒具身份而已。没有打过一次仗，算什么武士?常朝就如此。他像公务员一样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一个在精神上要特立独行的人，却日复一日的平庸下去以至于死，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救自己。而武士道，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次惟有武士才能做的事，那就是，他居然曾为介错(武士在切腹自杀时，会找其他武士把自己的头斩下来以避免长久的痛苦，承担者即为“介错”)，每念此事，便激动不已。
有人来信，在信里，夸了他的介错手艺，他无比珍惜，因为只有这一件事，证明他还算个武士。除此以外，武士只活在他的想象里。也许在这样的想象里，他会想起自己的父亲神右卫门。
神右卫门是一位真刀真枪的武士，70岁时生他。当时70岁，可是绝对高龄，即使在今天，70岁还能生子，这样的男人恐怕也不多吧。因此，他差一点就被父亲看作是盐贩子的儿子。常朝长大以后，自己也曾怀疑过自己的来历。他说，70岁生子，“水气不足”，是“阴干的”。神右卫门有一习惯，对孩子，哪怕刚出生，也必定要来个耳畔祝语：“长成大刚者，才必有高用”。把他要说的话，吹进耳朵里。就这样，他在常朝的耳畔喋喋不休了十一年。一直听着这样的话长大，那话，也就入骨了。父亲的训斥常在耳边：“武士无食，也要剔牙。”
他这一生，虽不曾为了撑门面，饿着肚子，无食而剔牙齿，但他却因为成不了像他父亲那样的武士，而咬文嚼字，在武士道里剔牙齿。他说，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他想象着，每日里，将自己置之死地，真是挖空心思。各种各样的死因和死法，他一一琢磨，如剔牙齿。可真正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死的武士，哪有功夫看透死?!
四、国学是个好东西
山本常朝青春期，曾向当时著名的儒者学习。他成长中，刚好碰上德川幕府提倡儒教文治主义。他本来是棵文治主义的好苗子，可他却反文治主义。你问他，为什么要反文治主义?他说，孔子也好，佛也罢，都与锅岛藩没有关系，抬举他们，会贬低了自己的武士，忘了祖先和历史。不要忘了，锅岛藩有自己的国学，他开篇就说：作为我锅岛藩主的家臣，首先要掌握我藩之国学。我藩之国学大旨，无非是我藩武家一门的来历，先祖苦劳奋斗累积起来的丰厚的智慧和慈悲之心以及由它们带来的长久繁荣的运兆。无论释迦、孔子，还是楠公、信玄公，他们谁都不是龙造寺·锅岛家的家臣，都不曾以家臣身份侍奉过我藩，怎能适合我藩武家风呢?所谓国学，就是先祖之学，先祖以武士道开国，向先祖学习，就要了解历代藩主事迹，他们的事迹就是历史，历史是武士道的载体。他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学，只有自己的国学，才能适合本国的国情，不光锅岛藩应该如此，各国都应该如此——以国学治国。锅岛藩国学虽好，但也只是适合锅岛藩，他不想放之四海。以各藩独立的国学，来对抗统一的儒教文治主义，还是战国时代的遗产。
我们知道，在日本以倡导国学而著名者为本居宣长，可本居宣长却是山本常朝的后辈，他是否受了山本常朝的影响呢?有可能。但他的着眼点已不同，毕竟时代变了。常朝立足于藩国传统，而他已着眼于整个日本。常朝以锅岛藩的历史为根本，建立了武士道国学，而宣长却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根底，确立了神道国学宗旨。这两种国学，一个基于藩国，一个趋于天皇，为明治时代的到来作了国学的准备。
强调国学，就是反儒教，反孔子，以为孔子无用于国家，常朝可谓第一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