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科学传播的四个典型模型
作者：刘华杰
有人讲，“科技传播”的叫法比较全面，“科技传播”比“科学传播”好。其实未必，如上所述，科技传播也不够全面。正如“中国科学院”也研究技术但没必要改名“中国科学技术院”一样，在“科学传播”标题下也可以做“技术传播”。
科学传播大致分两类：科学共同体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应地，科学传播有四个典型的模型，第一个是针对科学共同体的，后三个是针对普通公众的。
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传播适用于“同行评议”模型，相当于传播学中讲的“把门人”模型，只不过在这里是科学家同行自己做主，一般不涉及新闻检查。“同行评议”制度指的主要是关于某一领域的科学问题，只有相关的同行专家说了算，研究论文是否应当发表，要同行评议后才能决定。同行评议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目前还看不出有比它更好的替代办法。依据科学的“保守性原则”(牛顿就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当无法提出更好的替代理论、办法之前，原来的理论、办法依然有效。这个模型只直接涉及科学家及相关科研管理部门，广大公众与此无直接关系。下面我们不再讨论这一模型。
一、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最近几年，我们曾提出并完善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三阶段说。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有反思的(reflective)科学传播。
传统科普，通常称为“科普”，它建基于小科学之上，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科学家个个都是“圣僧”：公正无偏见、追求绝对的真理、不计个人得失。它设定了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与价值的双重鸿沟。公众不但在认知层面不如科学家，在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方面也远不如科学家。
科学究竟是什么，它应当是一种什么形象?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去阐释，如科学家的科学实践、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等等，各有长处也各有盲点。
“公众理解科学”(PUS)相对于传统的科普，当然是莫大的进步，中国迄今没有走完这一步，估计至少还需要30年。但是，这个被看好的“公众理解科学”本身也有问题。首先这一概念有许多模糊之处，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中文翻译就颇令人犯愁，中国科学传播界不断有人将它理解成“让公众理解科学”，“让”字不知从何而来。当然，所涉及的问题决不只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在英语国家，对这个词组及它代表的“运动”也有许多问题未曾深入讨论。科学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后，“科学共同体”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纯学术上特别是纯认知意义上的思想者共同体，虽然科学本身确实比较特殊，它对认知的强调超出了所有其他事物。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当然有自己的职业利益考虑，这与科学本身是否客观、是否绝对特殊、是否有力量等无关。
什么是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界定：
(1)科学及对科学技术的传播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并非一切称作科技的东西都要传播以及都能传播。
(2)既要关注科学传播的手段也要关注科学传播的内容。“传播什么”与“怎么传播”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决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科学传播不但要传播传统科学知识，还要积极努力传播新科学的观念，同时要处理好普遍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科学传播要努力沟通两种文化、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反思的，也是反省的，科学传播对科学和自身都要有批判精神。科学传播要提醒民众“当心假先知”。
科学传播有双重任务，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张力。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要有破有立。一方面要解构长期建构起来的科学的神圣性、绝对客观性、绝对正确性的画皮、神话，另一方面要在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框架下弘扬真正的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尽可能全面地传播科学技术的知识、历史、思想、技能、方法和社会影响(包括科技的不确定性、有限性、风险、负面影响)等。
三个阶段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先后，但主要还是一种不完全的逻辑分类，也可以称它们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某种“理想类型”。
二、科学共同体立场的不足之处
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学界对后两种立场不加区分，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根本差异。于是，有的人讲科学传播的发展过程时，只提两个阶段：传统科普阶段和公众理解科学阶段。而我们则从一开始就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局限性，不把后来的发展放在“公众理解科学(PUS)”这一题下讨论。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台《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并不仅仅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为整个英国或者整个世界提出如何做好科学技术普及的建议。实际上它是在民主社会中科学界对日益增强的外在压力的一种响应，它是科学共同体中有识之士思索之后主动出击、试图做好公关的一种努力。当然，客观上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报告所提出的理念相比以前有了进步。此报告的许多提法，也迅速得到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和认可。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与其说是为了应对潜在的认知危机，不如说是为了应对已有所显现的科技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危机。
“科学共同体”在传播科学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动机、视角以至立场。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把复杂的科学活动的某些“喜闻乐见的”侧面展示给公众，这与商业公司推销产品本质上是相似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与资助商之间的利益关联也使得以科学家为主导的科学传播有时背离真相。科学共同体呼吁社会各界对科学知识、科学过程作更多深入细致的了解，抬出来的面上的理由无非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如1985年的报告就反复提及大英的国家竞争力)，但事实上首先是科学家自己的利益。科学共同体通常不敢坦然地宣称自己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独立的额外的特殊利益追求。公开考虑利益、研究利益并不丑陋，这比暗渡陈仓、偷梁换柱要光明。在科学传播大系统中，处于与科学共同体同层次的主体还有军火商、医药公司、跨国集团、财团、各种社会组织等，相应地它们也均有自己的独特立场。立场不是一切，但否认立场或者掩盖立场一定是别有用心或有难言之隐。
科学共同体的立场属于中层，其上有国家或超国家多国集团，其下则有个体公民。科学共同体处于“夹板儿”之中，但板的上层对其约束较大。在我国，板的下层几乎对科学共同体没有任何约束力，这也是社会呼吁科学家做科普效果甚微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科学家不面向公众做科学传播，也不会受到来自公众的任何压力，丝毫不影响他们获得下一轮资金资助。
科学共同体的立场与公民的立场或人文的视角在许多场合是一致的，但也经常有冲突的时候。这一方面需要强势的科学共同体不断作出解释(即做好各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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