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透视现代世界变革的动因
作者：朱尚同
我是学生物化学的，因赵梅此文去读《冷眼向洋》，在得益之余，感到对此书的评论还应该把太史公第三句话也加上，即“成一家之言”。
七年之后，经作者修订，《冷眼向洋》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
《冷眼向洋》直面世界百年沧桑巨变的现实，从文化、经济、政治诸多方面以果求因，既是对逝去的这个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性反思，又探求了人类发展道路的现实问题，道出了前人未曾说过的或不敢直言的道理。书中写的是世界，想的却是中国。主编之一资中筠在序言中，一句“近乡情更怯”，胜过多少笔墨!
资中筠先生在总绪论中从促成二十世纪社会变迁的两大动力——求发展和求平等的视角，探讨了国家兴衰之道。国际关系史传统观点认为，由一次大战所确定的世界格局，只有等待下一次大战才会有重大改变。苏联解体前，几乎所有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下去。其根据就是不会发生美苏直接卷入的大战”。但是，突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雅尔塔格局就此成为历史……这一历史现象使我们认识到内部变迁的重要性。既然国际关系反映了各国间力量对比，那么决定各国力量的，主要是内因而不是外因。”
所谓内因，就是一个国家“求发展”和“求平等”愿望的实现程度。求发展导致一国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突飞猛进；而求平等导致改良或革命。书中特别指出，十八世纪欧洲哲学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以后，平等的追求才提到日程上，人生而平等(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观点才逐渐深入人心，并且成为革命(或改良)的动力。
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和失败要看是否能更好地满足人类“求发展”和“求平等”这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发展。
一
关于美国部分，作者认为，历史上一切大国兴起，首先决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开疆拓土”，而必须有优秀的历史人文传统。源自欧洲的悠久而丰富的精神遗产经过新大陆的繁育，而具有了美国特色。“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中的净化剂。”那种认为美国“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乏之说，首先从理论上就讲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
美国社会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但如果只有这一条主线，发展下去必将使美国成为弱肉强食的国家，可能引发动乱乃至革命。但美国发展还有另一条主线——即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实行福利政策，更倾向于平等，反对垄断。
“二十世纪美国总体政策有如钟摆，每隔一段时间即向另一方摆动，进行有效的微调，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可以说美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在渐进的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或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以渡过危机。它在思想和信仰上，没有经过我们习以为常的“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在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都始终在原有民主政体和自由主义人文传统的框架内更新，比任何一个大国都要稳定。作者认为美国以欧洲为师，不是如一般所言止于南北美战争后迅速发展的那一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对‘进步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恰恰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觉醒，就是认识到生产水平、社会总体富裕程度并不一定代表进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到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全社会财富激增而社会矛盾尖锐的关键时刻，美国突然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行进队伍中”落后于欧洲了，即在社会两极分化中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和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学说、思想和措施上落后了，由此而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完成了一次基本和平的转型。
本书新版将决定美国方向的历史性转折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罗斯福的“新政”，前伸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运动”。它奠定了二十世纪进程基调，而且有诸多普世意义。事实上老罗斯福时期的改革，作为“进步主义”一部分，已开始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制衡，对后来美国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例如老罗斯福拆解老洛克斐勒标准石油公司，以制止超规模的垄断。威尔逊时期为实行累进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等等，开扩大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先河。
直到二十世纪中，小罗斯福又大幅度改变了传统自由的含义。将旧的四大自由改为新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注入‘经济正义’的因素，‘免于匮乏’的观念是对放任主义的思想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一次重大修正，把社会平等订为一项原则”。从此免于匮乏成了公民的权利，而社会福利和保障则成了政府固定的义务。
不能不说，新的四大自由的提出，在进步过程中，确是跨出了一大步，也体现了马克思“自由的人”的理想，免于匮乏和免受恐惧巧妙地吸收了社会主义早已提出的原则，将其具体化了。当然，进步主义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平之鸣；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以至左派教会力量等等。对此，书中均有分析。
舆论监督，不容情的公正批判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而舆论是否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都带着血污，那么社会批判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报导真相、挞伐社会疾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净化剂和润滑剂。
关于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书中也有深刻的揭露和分析，并且提出了“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权”的立论。其原因就是国际上还没有像在其国内那样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所以强权政治依然起着主导作用。
本书新版增加了一章，即“9·11之后”。9·11事件给新保守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大幅向右转的契机，对外霸气冲天，对内进一步右摆，明显损害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也就是霸权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反过来腐蚀国内的民主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钟摆是否还能向中间回摆?当前的态势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足以改变本书原来的立论主线?”作者认为：“美国国内变化还只是量变，一个世纪以来起作用的因素依然有生命力，尚未看到质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新保’的理念一意孤行，在现实面前会有所收敛，美国固然危机重重。但预言其衰落仍论据不足”。并认为，二十一世纪头几十年，美国仍将在总体上保持领先地位。作者列举事实说明其国内的批判力量依然活跃，纠错机制依然起作用；但也指出今非昔比，在新的形势下同样的批判不一定能发挥以前那样的作用。一个大国的兴衰，其影响决不会限于其国土之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担心的还不是美国如果衰落会带来什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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