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小人物情书中的插图史
作者：任东来
不过，史迪威毕竟是美国驻华的军事大员(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官)，其日记更多记载的是他在中印缅战区与中国、英国高官的合作与龃龉，其内容可以说仍然属于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历史；自修德虽然是位记者，其笔下不乏中国民众底层的生活(尤以其他对当年河南饥荒惨状的报道和记叙最为突出)，但重点依然是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还有就是战时陪都重庆的精英生活。可以这样说，他的记载在“帝王将相”之外，增加了一些“才子佳人”的传奇和故事，与底层老百姓的历史还是有一段距离。真正属于普通人历史的私人叙事很少见到，因此可以说，这本美国大兵从中国战场写给妻子的情书多少添补了底层故事的空白。
《我最亲爱的洛蒂：一个美国大兵写自60年前的中国战区》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以一个美国大兵的眼光，记载了那个时代的国人生活。这本书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本情书集，但其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两个日夜相思的年轻夫妇的卿卿我我，而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兵对一个异国文化和社会的细致观察。就此而言，我更喜欢英文原名《没有审查过的中国邮包》(China Mailbag Uncen-sored)。
本书作者卢·格里斯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位年轻的美国军械师。1944年圣诞节前夕，他离别了新婚4个月的妻子，由东向西穿过北美大陆，横渡太平洋，绕道澳洲南部，进入印度洋，从孟加拉湾的印度加尔各答登陆，再坐火车到北部的阿萨姆邦，然后通过著名的“驼峰航线”(喜马拉雅山)，飞抵中国的昆明。这个历时月余，行程2万多英里的漫长征程，是当时数万美军士兵前往中印缅战区以及数百万吨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必经路线。在中国的日子里(1945年3月～1946年4月)，格里斯特先后驻扎在昆明、贵阳、柳州和上海，开始的工作主要是作为军械师帮助中国军队(94军)分发、使用和保养美国“租借”援助下的武器，日本投降后则在上海的美军总部从事人事工作，负责上海外侨和日本战俘的疏散和遣返。在格里斯特来华期间，他的妻子洛蒂，一位纽约工作的文员，把对丈夫的思念化为源源不断的情书。像众多的美国军人妻子一样，洛蒂一面积极参与募集战争债券、劳军演出，一面不断写信鼓励丈夫。在《一个战时新娘回忆60年前和丈夫往来中国的通信》中，她深情地回忆道：“我喜欢利用每个空暇时间给他写信，无论是在乘地铁的上下班路上，还是在工作午休或在家的时候，总是信纸不离手。我要用我的心灵和精神安慰他，提醒他我们有共同经历的昨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我不知道，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是否还有比这样的家书、情书更能鼓励士兵的东西了。
同样，格里斯特也从不忘记与妻子分享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这位年仅23岁的美国小伙有绘画的天赋，在文字描述的同时，他用天才的画笔，画了许多反映其在华生活的漫画和速写(全书共有一百多幅图)，津津有味地描绘了所到之处的世间百态：农民用扁担挑担子、穿开裆裤的孩子，母亲在街上给小孩把尿、田里耕地的水牛、赶着猪去赶集的农夫、农村里的水车和磨坊、土地庙供奉的神位、村镇里上演的地方戏、路边的卖糖人小贩，成为一片废墟的战后柳州，恶性的通货膨胀……
除了世间百态外，格里斯特还在情书中尽可能地向妻子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这些颇为准确的介绍中，流露出一个心地善良的美国大兵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尊重和同情。在昆明时，春城的众多花卉给格里斯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感叹道：“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花卉，世界上的花园就会大为逊色。”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向爱妻指出，中国古人对植物栽培和分类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西方，并预言：“在神秘的东方，中国人为人类的生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如果他们能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和生活，他们将成为伟大的世界伙伴”(第113页)。显然，他所说的“压迫”就是他看到的那些落后、甚至是丑恶的现象，诸如抓壮丁、克扣军饷、乞讨、漠视生命、恶性通货膨胀。在两封信中，他都谈到了一个残酷的现象，就是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关注事故中的伤病员，因为“帮助临死或受伤的人有一些潜规则：谁救人，谁就得负责今后养活他。”他分析说，生活的艰难，社会的动荡，导致了这样的“残酷无情”。想“要活下去，就只能负责家里人”(第87、138页)。
作为美军总部的人事官员，格里斯特在战后的上海度过了其在中国的最后半年。这部分信函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各色人等特别是刚刚从日本集中营出来的外国人(主要是犹太人)打交道的经历。他参加虹口犹太人难民营里的礼拜，带难民营的孩子参观游览，为嫁给美国大兵的“战时新娘”办理出境手续，观察在沪外国人的生活和心态，这些记述让我们了解了战后在上海的美国大兵的生活和外国人社区的状态，而这些是在通常的史书上很少看到的。在这样华洋杂居的社会中，种族往往是一个敏感的因素，作者的一些信函透露出鲜为人知的信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五六万美国士兵在中国，但几乎看不到黑人士兵。作者开始也很奇怪，因为在缅甸和印度都有很多黑人士兵，而且，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从印度的雷多起始，进入缅甸后与原来滇缅公路相接，至昆明)就有近万名黑人工程兵在筑路。那么，缘何没有黑人士兵在中国呢?原来，“蒋介石是因为害怕种族通婚而拒绝他们进入中国的，他说过白人士兵就已经够令中国人兴奋的了。他说这话，完全忽略了有色人种部队在修建乐都(通译雷多)——滇缅公路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重新打通了外界惟一通向中国的大路，这是传奇般的壮举”(第213页)。人类的种族优越感和等级观念似乎难免，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蒋介石是如此，就是格里斯特这个充满爱心的小人物也是如此。在看到上海贫困交加的白俄不得不卖淫、乞讨时，作者写到“他们给欧洲人丢尽了脸”。“看见人乞讨心里会很难过，看到一个欧洲人干那种事情，我更会难受到浑身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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