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2期
老北京胡同的最后留影
作者：王学泰
一、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北京“城南”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比如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的城南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现在叫和平门大街)以西；本书中所讲的大栅栏西街、观音寺、铁树斜街、陕西巷一带都在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两个地方都叫“城南”，但其居民构成(特别是在清代)迥异。这里应该说一说关于北京地域与居民构成关系的常语：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句话流传很广，但人们对它的意义未必了解。
许多人以为这是指全北京城说的，但是“东富”“西贵”“北贱”都没有着落。清代北京内城是由八旗分别占领，清初把内城的汉族居民无论贵贱穷富都轰出了内城。八旗中的各旗都是有贵有贱，有穷有富，另外，内城的北部也不是身份低贱的居民的聚居地。这句话只是指外城说的。“东(今崇文区东部)”清代住的多是手工业者、商人，北京仅有的一些大手工作坊(地毯厂、玉器作、景泰蓝作坊)也都集中在这里。商人和手工厂主比较有钱，所以说“东富”；“西”(南新华街以西)住的多是文人士大夫，朱彝尊曾住海波寺街，林则徐曾住丞相胡同，孙星衍曾住过香炉营头条，徐世昌曾住过西琉璃厂、上斜街等地。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文人举子住在会馆之中，他们是官僚的预备军。这应了一个“贵”字。“北”则指北京外城的北部，也就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这一块。这里自清代中叶以来，成了北京娱乐业中心，戏园子、相公堂子(清代官僚不许嫖妓，则男色所居的“相公堂子”很火。直到清末民初，吃花酒以在相公堂子为高档，在秦楼楚馆为低档，这一点与上海风气不同)、不同等级的妓院都集中在这里。许多妓女、艺人也住在这个地方。艺人所操，当时也属贱业，故有“北贱”之说。“南”指永定门内、珠市口大街以南，那些贫困的、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农村破产者进城谋生的多住于此。天桥市场的形成就是为这些穷人服务的。这就是“南贫”。
林海音笔下的“南城”实际上是南城之西，是汉族文人士大夫所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父亲是新型文人(洋学堂的教师)，直到民国初年，这里的居民结构仍无多大变化。《老北京话城南》中的“南城”实际上是外城之“北”，此时清朝亡了近100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也快60年了，“北贱”不能说了，但因为有清末民初底子，而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聚居的还多是社会底层人物，用当地居民的话说，这里除了少数“戏行、买卖人，大多是苦力”。因此“话南城”这本书中出现的的人物大多数还是当今社会的底层人物。
二、有纯粹的北京人吗
大约除了房山的山顶洞人，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北京人。作为故都的北京可以说是个移民城市，这里居民大多是外来的。而且明朝、清朝、民国、解放后各个历史阶段迁移来的人们分布在北京的不同的地区，而且大体有规律可循。最初，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时，原有的居民——特别是蒙古人、色目人大多随着元顺帝跑了，城内只剩一万二千多人，几乎成为了空城。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不仅从各地迁移来许多农民以充实京畿一带，还从南京和江南一带迁来大量富户和工匠住在北京城内，再加上从南京搬到北京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共有十余万人，这些构成明朝北京城的最初居民。明代的北京人口一度发展到百万以上。
满人占领北京之后，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将原住民尽数驱赶到外城，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正黄旗和镶黄旗官兵驻扎在紫禁城之北，正红旗及镶红旗驻扎在紫禁城之西，正白旗和镶白旗驻扎在紫禁城之东，正蓝旗和镶蓝旗驻扎在紫禁城之南，八旗兵拱卫皇宫，并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在清前期，北京内城几乎成为一个大兵营(满洲的“旗”是军政合一的建制)。清代北京居民的这种分布格局与明朝根本不同，这对北京城内的民族关系、生活习俗乃至语言语音都有很大的影响。清中叶以来，虽然历朝都有对汉族高官赐宅内城之举，但这只是针对个别人的，没有改变内城居民的基本构成。
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居住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旗人没有了铁杆庄稼，又不会做工经商，急速没落，许多旗人变卖房产，大批家境富裕的汉族居民涌入内城居住。辛亥革命后，原是定都南京，后为了迁就袁世凯改为定都北京，南方政府及官员搬到北京，由于政府机关俱在内城，随来的官员也多住在内城。比如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类似处长)，他随政府迁都后，先是住在外城宣南的绍兴会馆，后有了点钱还是在内城西部买了房子。北京会馆多建在清代，大多是该地在京士大夫与商人合资而建，因为他们只能住在外城，所以会馆也建在外城。以宣武门外一带居多。本书中所写到的三轮车夫“文化人”住的“高安会馆”，这是座江西省高安县建的会馆，地址在燕家胡同内西小胡同路北。
北京又是个文化城市，民国后陆陆续续开办了许多大学。这些大学也多在内城。如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定阜大街的辅仁大学，东皇城根的中法大学、二龙坑的中国大学，北小街内北新仓的朝阳学院，东单三条的协和医学院……还可以举出许多在内城的大专学校。有这么多的学校，教师从哪里来?可以说绝大多数来自南方的江浙一带。这些南人到了北京，无论是做官、还是教书，为了就近上班，大多选择住在内城(那时空房很多，纯是买方市场，有极大的选择权)。此时内城便成为官僚、富人和文化人的聚居之所。外城除了宣南一带因为会馆和传统的缘故还有一些南来的文化人居住外，大多成为手工业者、艺人和穷人居住的地方。记得我小时候家长和邻居长辈常说北京人没有做大事的，净是拉洋车、打执事(红白喜事的“仪仗”)的，做大事的都是南方人。民国初年做官的和在大学教书的、在大机关(如邮局、电话局、铁路)做事的大多是南方人。
四十年代末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共产党大批干部进城。高级干部大多住在了内城，一家或数家占一所大院(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一般的中下级干部和大量的部队干部住在北京西郊一带(阜成门外、复兴门外)为他们建筑的兵营式的大院之中。后来说的大院文化就产生在这里。当代小说家王朔就是复兴门外大院生长起来的，他曾说：“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无知者无畏》)。他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文化背景是一种新北京的“革命文化”，与传统的老北京文化和当今底层的胡同文化是根本不同的。
原来内城居住的官僚、富人、文化人只要没有跟着国民党离开北京的，大多居住